中印交流源远流长，印度“中国通”地位高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5日10:46 中国日报网站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中国和印度是人口和领土面积位居前两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交流源远流长，从玄奘取经，到达摩东渡，从郑和下西洋，到洛阳白马寺，谱写了两国2000多年友好交流史中动人的篇章。但进入当代以来，中国研究却在印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萧条到兴起的发展历程。

　　中国学者为印度的中国研究奠基

　　现代印度中国研究的奠基人，是一位来自原籍湖南的中国学者谭云山。谭云山年轻时对中国历史、宗教、文化和儒家思想颇有研究。1928年，谭云山移居当时英属印度首都加尔各答，并在泰戈尔亲手创办的国际大学开设了印度第一个中文班。1937年，谭云山在国际大学创建了中国学院，并得到了尼赫鲁大力支持。尼赫鲁还将自己的女儿、后来担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送到中国学院学习。此后，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徐悲鸿都前往中国学院担任访问学者。

　　1945年，在谭云山推动下，中国政府设立了资助中印学者的奖学金，为印度学者前往中国学习深造创造了机会。在第一批远赴中国学习的印度学者中，涌现了不少中国问题专家，至今仍赫赫有名的有泰戈尔的侄孙安尼坦·泰戈尔和担任过尼赫鲁访华时中文翻译的帕兰杰毗（中文名为白春晖）。记者在印度工作期间，与帕兰杰毗有过多次接触，他是被中国人尊称为白老的中国通。

　　中国研究所声誉很高

　　总体来看，从中国学院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化、文学、历史等方面，成果有限。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后，中国问题研究在印度开始陷于萧条甚至停顿状态。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重新起步。1969年，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社会发展和研究中心、经济增长研究所、国防分析研究所等机构的中国问题学者发起和建立了一个相互交流的非正式论坛中国研究小组。该小组每半月就中国的最新议题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并协助出版印度惟一关于研究中国的刊物《中国述评》。

　　1972年，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问题研究重新恢复，如今已成为全印度中国问题专家最多的大学，有15位从事中国文学、语言、历史、文化、经济、外交研究的专家教授。1978年，《中国述评》季刊的出版工作转到印度社会发展和研究中心，从此成为中国研究小组的正式刊物。1990年，由于印度政府和民间了解中国的需求不断增加，研究小组升格为印度目前惟一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中国研究所。

　　位于德里大学附近的中国研究所，虽是一栋看似不起眼的三层小楼，但却是全印度中国研究精英汇集的地方，现拥有14名研究员、10名副研究员，还有一大批非正式研究员，其研究领域覆盖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文学、文化、军事等领域，与俄远东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科院等研究机构有着定期的学术交流。研究所荣誉会员、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对记者表示，从人员的层次看，研究所是目前印度研究中国问题最权威的地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研究所前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莫汉蒂教授介绍称，该所汇集了高级学者及一批退休的资深外交官，通过讲座、刊物出版、培训和国际合作的形式，培养印度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目前，印度外交部官员、记者以及其他机构的学者也会定期参与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在研究所图书馆里，记者看到，从《人民日报》到《望》等中国各大报刊应有尽有，还有大批西方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期刊、书籍。此外，专家们每天都会登录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国主流媒体网站，搜索最新的中英文资料。莫汉蒂还自豪地表示，虽说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述评》发行量只有1000多份，但发行面却覆盖全世界，在国际学术圈里享有较高的声誉。

　　为政府出谋划策

　　莫汉蒂告诉记者，从印度全国来看，除中国研究所外，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国际大学、瓦拉纳西大学4所大学都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此外，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拉·甘地基金会也有从事中国军事、经济问题研究的专家。在地区层面上，海得拉巴、浦那、加尔各答大学等15所高校也陆续开设了中文专业。

　　由于中国研究所、国防分析研究所都是印度政府对华外交的智囊机构，因此，专家们对印度政府对华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莫汉蒂称，拉·甘地执政后不久，专家们就上书进言，力促总理访华，积极推动印中关系改善。1988年，拉·甘地在访华前夕，也多次听取和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次被称为破冰之旅的访问翻开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斯瓦兰·辛格副教授也介绍称，去年在印度国防部长、总理访华前，他还受邀为政府官员讲述中国情况，提了不少建议。平时，他也经常前往印度国防学院、国防参谋学院为印军高级将领开办中国问题讲座。

　　另外，国防分析研究所拥有不少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而且中国问题被单列为重点研究领域，在该所出版的《战略分析》刊物中，时常会有论述中国的文章。长期以来，该所还经常应政府和军方的邀请，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内部报告。此外，这些专家学者还经常走上电视评析中国问题，加深印度学术界和公众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据莫汉蒂介绍，10年前他有次为印度工商界讲中国问题时，当时在场的工商界巨头中，几乎找不到去过中国的人，更别说了解中国了。而现在，请他为前往中国经商投资出谋划策的人可谓络绎不绝。

　　“中国通”的喜与忧

　　随着中印两国关系大幅改善和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问题研究在印度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斯瓦兰·辛格副教授认为，与研究韩国和日本的专家相比，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人数、知名度、实力上，都占据优势。莫汉蒂更自信地认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在印度学术界非常高，因为“最好的学者都会去研究中国”。

　　目前，印度50多名中国问题专家平均年龄在35-40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中国的行列，中国研究所所长布里杰·坦卡博士，原先是日本问题专家，现在研究中国。而年轻学者更是日益成为印度研究中国的主力军。他们定期去中国搞研究，与中国同行切磋交流。日前，记者曾联系采访几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年轻学者，没想到，他们都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去了。

　　不过，在谈到印度中国研究现状时，一些专家并不回避存在的问题。首先，鉴于中国幅员辽阔，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以及中印合作领域大幅拓宽，现有专家的数量已远远不够。其次，研究中国外交、政治、安全领域的专家比例偏高，而其他领域的人数较少。在斯瓦兰·辛格副教授看来，由于中印关系已开始进入成熟期，经贸关系将在未来两国关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可精通中国进出口贸易、法律、投资领域的经济型专家寥寥无几。任嘉德大使对记者强调，印度学者访华不能只走访中国大城市，也要了解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情况。

　　此外，过分依赖西方媒体的报道也是不少印度学者存在的“通病”。任嘉德大使、莫汉蒂教授都表示，经验丰富的学者会仔细甄别西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找到一个客观的平衡点，但一些年轻学者抱怨，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印交流太少，而印度外交部和国防部向学者提供的资料很少，只能从西方媒体报道中挖掘素材。斯瓦兰·辛格坦言，有的学者文章中关于中国的100个数据甚至可能有90个来源于西方报道。在他们看来，要想对中国研究再上一层楼，造福于中印未来合作关系大局，印度应加强语言人才的培养，让印度学者前往中国，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合作，这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相互信任，减少误解和猜疑，而且不会被来自西方的言论所左右。（来源：环球时报/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