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悲剧英雄

　　如果敌人旗鼓相当，阿拉法特或许早已成为一个胜者名垂青史；但面对超强的敌人和自己弱者的处境，他注定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他波澜起伏的人生，昂扬的革命激情，悲壮的人生结局，让人敬佩、感叹，也让人扼腕。

　　2004年11月11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旅途，病逝于法国巴黎贝尔西军医院，享年75岁。巴勒斯坦一个时代结束了。

　　可以说，今天中东所有问题，都与阿拉法特息息相关。他早年叱咤风云开展武装斗争，其后毅然放弃武力进行和谈，到最后被困官邸受尽屈辱。他个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近50年中东历史的客观反映，巴勒斯坦千千万万民众命运的一个缩影？时代选择了阿拉法特。变动的中东和国际格局，又决定了阿拉法特人生的高潮和低落。阿拉法特是复杂的。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强者，与命运抗争，永不屈服；但他又是一个失利者，更准确地讲，悲剧英雄。他终身为之奋斗的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梦想，到他走到人生的终点，依然是一个梦想。领袖魅力

　　阿拉法特一生轰轰烈烈。不管是当年流亡黎巴嫩还是突尼斯，不管是面临背叛、失败和暗杀，也不管是近两年的疾病、围困和羞辱，他始终斗志昂扬。当以色列总理沙龙大打出手，炸毁他的专机、专车和他的官邸，甚至对他发出人身威胁，他凛然回答：“我死也要死在这片土地”。他宁可病死，都不愿选择沙龙的“单程机票”离开巴勒斯坦。当沙龙最终害怕担上害死阿拉法特的罪名同意他返回后，他才同意到法国就医。

　　面对爱他敬他的人民，他有着一个领袖的博大胸怀。他的官邸是开放的，几乎任何一个平民都可自由进入，小孩就在他办公室旁玩耍。即使在法国治病期间，他仍不忘打电话给巴财政部长，心系人民的收入问题。

　　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记者，他总是非常热情和你握手，主动微笑与你合影，没有领袖架子，一如你家中慈祥的长辈。许多巴勒斯坦老百姓在接受采访时，一个几乎雷同的回答是：阿拉法特是所有巴勒斯坦的父亲。他像父亲一样爱护着每个子民。他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表现出了无比忠诚。从青年起他即投入革命斗争，出生入死，很多次在人生最后一刻神奇脱险，有“中东不死鸟”之称。他一生颠沛流离，流亡27年后才回到故乡。他当时趴在地上亲吻土地的镜头，充分说明他对这块土地和人民的眷恋之情。

　　阿拉法特艰苦卓绝的斗争，亲民爱民团结进取的作风，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他本人成为巴民族解放事业的象征。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更是从他的执着和奋斗中，获得了无穷的精神源泉。他最让人回味的是他早年在联合国的豪言：“我是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这里的，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里滑落。”铿锵有力，荡气回肠。

　　时代造就了阿拉法特

　　在冷战时期，中东是两强争夺的一个战场，前方对垒的是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更直接的，是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背后，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阿拉伯世界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失败后，游击战争成为阿拉伯人，尤其是丧失土地的巴勒斯坦人的惟一选择。矢志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巴勒斯坦国奋斗终身的阿拉法特开始了武装斗争。1959年他在科威特创立法塔赫，1965年他打响反对以色列占领第一枪。受当时难以调和的国际大环境影响。巴以冲突几乎不存在双赢的结局。法塔赫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信条就是：不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武装斗争是唯一手段，必须把犹太人赶进大海。

　　阿拉法特进行着最坚决的军事斗争，并在血和火的考验中立下赫赫军功。与当时的其他巴抵抗领导人相比，他确实有比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更卓越的品质、更顽强的斗争精神、更高明的政治军事谋略。最终，赢得了巴勒斯坦人的推崇，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认同，成为巴勒斯坦的领导人。

　　由于巴勒斯坦在整个中东问题上的核心作用，而中东问题又牵涉到众多国家，美苏对抗的国际格局，也需要一个能够对抗以色列的领袖。

　　风暴眼中的角色，使阿拉法特获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肯定。他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从那个时代起，他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国际风云人物。此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美苏对抗最激烈的时候，阿拉伯世界挫折最厉害的时候，就越需要巴勒斯坦人来牵制打击以色列，阿拉法特的地位就更加凸显。

　　用橄榄枝代替枪

　　阿拉法特不是一个莽夫。他的最高目标是巴勒斯坦建国、巴以两个民族能够最终实现和平。他努力顺应着时代大潮的变动，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海湾战争后，他体认到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伊拉克的萨达姆强硬政权遭到打击，苏联解体更削弱了阿拉伯世界的国际支持；此前，阿拉伯大国埃及甚至已和以色列媾和，对巴解的支持力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斗争对弱小的巴勒斯坦来说，并不是一条好出路。

　　当时，阿拉法特还犯了一个错误。在海湾战争中，他支持伊拉克，从而遭到阿拉伯世界和美国空前冷落和刁难，因援助减少，巴解财政出现危机，内部挑战开始出现。阿拉法特觉得，现在到了变动的时候了，他必须寻求新的民族救亡之道。阿拉法特的解决方法，就是以橄榄枝作为新武器，进行和谈。他也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和平伙伴，那就是以色列总理拉宾。经历过战火的拉宾深刻体会到战争对人民带来的苦难，也迫切希望和平，两人的橄榄枝连在了一起。加上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大力支持。和谈迅速进入快车道。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随后，加沙开始自治。经历了长期颠沛流离后，阿拉法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放下武器进行和谈，需要有非凡的决策判断力和胆量，因为这必然会遭到一些已习惯战斗的强硬分子的反对。阿拉法特做到了，他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1996年，他以几乎完美的投票结果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之前的1994年，他和拉宾和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荣膺诺贝尔和平奖。

　　阿拉法特开始由一个革命者向一个执政者转变。但这个过程中是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在不断变化，他面临着接二连三的考验。

　　晚年的遗憾

　　中东问题错综复杂，和平几经挫折原因众多。以色列的强硬，尤其是沙龙的蛮横是首要因素。但阿拉法特晚年的优柔寡断也是一重要原因。

　　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在接受我采访时就表示，阿拉法特是一个很成功的革命家，但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为什么？因为革命家你可以乾纲独断，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建立起一个制度，你必须按照这个制度行事。

　　在这方面，阿拉法特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他承诺进行大幅度改革，但他的身体已力不从心了。这是阿拉法特的遗憾！

　　在用人问题上，阿拉法特越到老年，越有实现巴建国的紧迫使命感，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这个夙愿；他就越不愿意起用可能不听号令的新人，这既导致政权缺乏新鲜血液显得老态龙钟，更郁积起许多失望新人对政权不满从而另立山头。阿拉法特去世前几个月，加沙大乱，两派巴勒斯坦大打出手。阿拉法特为稳定局势，最终不得不更改其对侄子的任命。他身后留下的继承人悬念，也凸显了他在用人问题的失误。

　　拉宾遇刺后，阿拉法特在和谈问题上也开始变得非常谨慎。与以色列受国内右翼势力牵制不同，阿拉法特既受国内不同强硬派别的牵制，而且还必须顾及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感情。这表现在圣城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上，当地的一地一草都牵涉到许多国家和民众的感情，如何分割，这可能不是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和阿拉法特就能作出决定的。

　　当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提出戴维营协议时，阿拉法特就在耶路撒冷等问题上犹豫了。巴拉克确实没有在巴难民、耶城归属等问题上答应巴方条件。但从现在往回看，至少在过去50年，巴拉克的和谈条件是“最慷慨的”。现在的沙龙政府乃至以后的以色列政府，近期内不大可能再拿出更有利于巴勒斯坦的谈判文本。

　　悲壮的结局

　　戴维营协议失败后，巴以两个民族的失望愤怒情绪都开始高涨。2000年，沙龙进入圣殿山挑衅，作为直接导火索，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流血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阿拉法特更多的显露出一个革命家的本色。他希望效仿黎巴嫩的“游击战争”模式，像最终真主党将以色列赶出黎南部一样，让焦头烂额的以色列最终同意不得不撤离巴勒斯坦领土，同意巴方的谈判条件。

　　“9·11”后，反恐成为国际主旋律。巴勒斯坦的类似行动，尽管有处于抵抗的正义性，但很难摆脱“恐怖”的恶名。烽火四起的巴以冲突，反而帮助更强硬沙龙上台。阿拉法特曾要求回到戴维营协议，但他面对的是沙龙，沙龙提出了远比巴拉克更苛刻的条件。

　　沙龙开始大打出手，这导致哈马斯更猛烈的报复。巴以局势陷入“冲突——报复——更猛烈的冲突”这个怪圈。阿拉法特希望能结束这种冲突。但他已很难控制住在冲突中壮大起来的哈马斯。出于民族大义，他更不愿意出现“巴勒斯坦人打巴勒斯坦人”的结果；而且，沙龙一意孤行拒不配合，甚至公然挑衅的好战态度，也加大了他掌控局势的难度。

　　自杀式爆炸在继续。在西方舆论的宣传下，沙龙巧妙的公关，美国的公开配合，阿拉法特一步步成了他们眼中的“恐怖分子”。沙龙发誓不跟阿拉法特谈判。但绕开阿拉法特，沙龙就不可能找到谈判对象。和谈终于彻底崩盘。

　　阿拉法特的去世，标志着巴勒斯坦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威望和地位无人可替代。巴勒斯坦只能在动荡和争夺中逐渐形成一个新领导层。同时，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眼里，阿拉法特的去世，完全是以色列的囚禁造成的，备感屈辱愤怒的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情绪会更加高昂。和平在短期内依然渺茫。阿拉法特是伟大的，他把一个弱小的巴勒斯坦民族团结起来，并成功让世界理解并支持他们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他也为这个事业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名字，已成为一个为理想执着奋斗的代名词。

　　如果敌人旗鼓相当，阿拉法特或许早已成为一个胜者名垂青史；但面对超强的敌人和自己弱者的处境，他注定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他波澜起伏的人生，昂扬的革命激情，悲壮的人生结局，让人敬佩、感叹，也让人扼腕。文／刘 洪（来源：了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