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小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去年底，见上海东方电视台讨论了东北的一件事。如果用经济学语言，故事大致如下：东北某地的一家公司好像没什么生意，但公司经理却发现了一种需求：在酒店饭馆里喝高了的人需要脑筋比他清醒的人帮助把车开回家。于是，他就想让自己的公司提供这种服务，满足需求——有需求，也有供给，但最终却没形成顺利火暴的交易。
就这项服务来说，企业家发现了需求，并为发现支付了信息费用(这种信息至少需要该经理经常在酒店逛)。但是，顺利交易还有一种信息费用要支付，就是需求方对供给方的了解。因为这个公司的生意是把大量素不相识的酒鬼和他们的资产(汽车)送回家。别人不了解这个公司，就会觉得它贵(不确定、不安全也是贵)——这个公司的职员不是出租车公司的雇员。出租车的车顶上有买来的标识，已经向诸多匿名和潜在的需求者发送了可以安全交易的信号。而这个公司的职员没有类似“标识”发出安全的信号。贵就导致需求小，交易自然清淡。
于是，这位公司经理找了工商局和公安局，希望他们批准在自己的营业执照上增加这项服务，以方便自己方便自己向消费者发信号、节约需求者获取信息的费用、使交易能更顺利地实现。但，有关当局不理不睬，以至这家公司不合法地苦熬着。
这个案例让人看到的是，社会复杂的供需联系，有部分交易靠市场协调费用极高，需要更便宜的组织来替代。政府的存在有许多原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协调社会供求的不少地方，政府的协调成本比市场低。
鼓励创造就业，而非醉酒
我们说政府的执政能力，最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准确甄别政府比市场协调成本低的地方在何处的能力，是看它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费用的能力。国家花钱振兴东北，重要原因之一是减少那里的失业。但政府在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信息费用方面选择不作为，甚至增加此类费用，结果使许多交易困难，甚至发生不了。如果一些政府部门不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由国家持续投资为劳动买单将难以持续——计划经济早证明，政府甄别社会复杂需求没有比较优势。
国内两家电视台报道此事时，可能更多的是觉得这种生意新奇，甚至有主持人把事情说得不着边际，莫名其妙地扯到这种服务是不是鼓励驾车人醉酒。其实，重要的并不是需要他来澄清这项服务跟醉酒的关系，而是他们作为有很大话语权的人，应弄清的是：东北的失业多么需要对市场敏感的企业家，多么需要那里的政府准确甄别出自己应该活动的地方，在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成本的地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高执政能力。
党的四中全会非常及时地提出执政能力问题。我以为，现在讲述分析我国各地政府准确活动，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成本的故事，比感情用事的教条赞扬和批评都来得重要。
准确甄别政府行为
中国有今天的发展，大致讲来是尊重市场协调的结果。但是如果将成就全部看成是政府无为之功，全靠市场的单打独斗所致则未免偏颇。没有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动，恰当精准地发挥政府的比较优势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减少的成本和避免的代价，我们是很难准确理解当今中国的。
以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的理论来看，政府协调和市场协调有着不同成本和费用。在政府协调代价相对市场较低的地方，就是政府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能准确甄别出自己活动代价较市场低的地方，并在这些地方活动，应该讲就是执政能力强的政府。如果政府在社会任何方面都让人感觉如影随形、活动代价极大，则显示的并不是执政能力强，而是弱；用朴素的价格来表示，就是不便宜，贵了。
现在的实际情形似乎是较少关注政府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费用的行为，赞扬和批评政府行为常常让人感觉不着边际。这说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行为，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清楚，我国各级政府，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能准确甄别、准确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