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给印度埋下动荡的种子(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4日11:05 金羊网-羊城晚报

　　印度经济首都孟买，华灯初上，犹如钻石项链一般，点缀着繁华闹市的街道。在夏季一个淫雨霏霏的温湿夜晚，海滨俱乐部里一小群精英在晚宴上低声地交谈着。宾客当中，有一名好莱坞演艺巨星、有默多克传媒集团老板及其模特妻子、还有比尔·盖茨艾滋病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礼服虽然不那么正式，但却都优雅，谈话自信、渊博、国际化。看上去像摩纳哥或香港，但不是。这里离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仅10公里之遥。

　　维贾伊·马尔雅以一种高贵的风格参加了聚会。次日上午，这位啤酒业巨头登上了自己的私人飞机波音727，赶赴另外一场宴会。在飞机上，他解释说他这副形象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参加的聚会越多，他获得的曝光率就越多，名头也就越响亮。这天晚上，马尔雅要去班加尔罗，参加一个啤酒公司赞助的有1000名宾客参加的赛马会，他直到晚上11时30分才在赛马会上露面。然而，他溜进自己的跑车去追逐一名时装设计师和一名MTV主持人，直到天明。在孟买到班加尔罗90分钟的航程里，头20分钟飞临的都是贫民区。

　　作为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国有经济体之一，印度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开放，1991年也进行经济改革。像中国和俄国一样，印度也造就了一批超级资本家，他们的老练或奢华丝毫不亚于西方富人。印度首富普雷姆吉，在《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排名第58位。据梅里尔·林奇的世界财富报告，与俄国拥有84000个富豪和中国拥有236000个富豪相比，印度只有61000名富豪。《福布斯》杂志说，最富有的5名印度人总资产累计（248亿美元）要高于英国前5富（242亿美元），比除日本和香港外亚洲任何其它地方的人都要富。

　　在孟买以北200公里的帕蒂帕达村，贫困落后举目可见。每家几乎都有一个腹部鼓胀四肢瘦弱的儿童。来自这个村庄的一名教师说，今年有3个孩子饿死了，在临近地区还有另外的30个孩子都因饥饿而死。附近医院的公告牌上也诉说着同样的故事：8月23日这一天，到中午时，已有23个来这里的孩子患有三级营养不良，这意味着他们只有正常体重的50%-60%。另外15个孩子还不到正常体重的50%。据官方的统计数字，2003年3月至2004年6月间，孟买周边乡村共有9245名孩子死亡。虽然当地政府否认这些孩子因饥饿而死，但医院医生说许多都是饿死的，官方则强迫他们在死亡书上填上其它致死原因。

　　医院门口，32岁的贾伊满脸悲苦，她费力地把刚刚1岁大的双胞胎送到她的乳房上。这两个孩子都因太过虚弱而无力吃奶。她说：“我们来医院，但他们把我们赶走，害怕我们丢政府的脸。”估计当地居民中有15%的人营养不良，人们生活在“没有教育、没有衣服、没有时间感”当中。这里与孟买犹如两个世界。印度目前有3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的1/4。世界银行印度分行的经理M·卡特说，这个国家同时占据着“两个世界：第一个是经济改革和社会变化已开始生根立足、经济增长已改变人民生活；另外一个是，公民几乎完全被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光明前景忽略。弥合这两个世界或许是这个国家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

　　贫富分化已给印度埋下了动荡的种子。5月份议会选举中执政的人民党失利就是人们愤怒情绪的宣泄。新上台的国大党政府把弥合两个印度的鸿沟作为优先的任务。在印度中部农村地区控制着一个“国中之国”的纳萨尔派武装分子，就试图利用日渐上升的社会不满情绪进行冒险。11月25日，纳萨尔派武装分子在一次伏击中打死了17名警察，这或许是该组织重新聚集力量的信号。该组织的首领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只要穷人愤恨压迫性的政府，我们的战斗就会继续下去。”瓦奈克教授说，穷人正在觉醒，农村中的不满情绪和年轻人的期望值危机正在加剧。展露的财富让他们看到他们想要的那种生活，但他们旋即意识到，这种荣华富贵的梦想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各种类型的爆发和社会动荡的条件都已成熟。

　　如果印度富人知道如何去分配他们的财富，这种社会动荡或许会趋向消弭。但正如啤酒大王马尔雅承认：“印度没有集体利益，只有特定利益。”当然，在马尔雅的法则之外也有“特例”，譬如普雷姆吉就在教育方面投入了成百上千万美元。但无论如何，印度政府的行动能力，因新富人阶层在税收上的欺诈行为而大大地削弱了。印度慈善事业的最大捐助者，不是印度任何一位富豪，而是美国人比尔·盖茨。

　　·洪庆明·

富人生活犹如天堂

　　富人：他们值得被尊重

　　——印度富人干得不错，但中产阶级的成长才是事情本质所在

　　世界上总是存在着穷人和富人。但正如西方贤哲亚里士多德所言，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中产阶级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诚然，印度有不少亿万富翁，同时也有1/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但现今印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中产阶级呈爆炸性增长。

　　在过去的23年里，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这个增长率虽然可能比同样地广人多的中国低，但比工业革命时代西方世界的增长率要高出二倍。因此，印度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年里规模扩大了三倍，达创纪录的2.5亿人。与此同时，印度富人数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每年有1%的人口越过贫困线。普遍的向上的社会纵向流动，解释了印度为什么没有积累起强烈的社会怨恨情绪。

　　而在一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文化和环境等因素，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只有少部分人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累聚。富裕人口生活方式穷奢极欲，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心。相反，他们时常动用已有的经济优势和政治权力贪婪地攫取财富；而占大多数的贫困人群生计艰难，由于社会资源被前者独霸封堵了他们向上流动的路径，前途渺茫。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社会怨恨情绪不断酝酿和膨胀，社会犯罪率呈恶性上升趋势，导致整个社会面临着失控与崩溃的危险。

　　1947年，印度从英国获得独立时，还是个前现代的农业国，国家财富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中，他们残酷地剥削贫困的农民。那时候，印度只有少数现代工商贸易家族。独立后新政府取代了君主国家，取缔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些工业家族们认为他们的时代已经来临。然而，好景不长，尼赫鲁社会主义政府的计划经济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希望，代之以更加严厉的控制，税收率高得惊人。因此，财富并没有从传统的地主转向现代的工商业资本家。印度政府把从社会当中剥夺而来的财富大量投入到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里。

　　而且，在印度这个农业社会源远流长的国度，与中国一样，农业经济的特质积淀为鄙薄工商业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与古代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界定相似，印度的商人在四大种姓中位列第三。

　　1991年，长期国力不振的印度也开始了经济改革，赚钱再次成为令人尊敬的事，老一代的商业家族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尊敬。但他们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严酷仍心有余悸，一些老一代的商业巨头们呼吁国家保护私有财产，而另外一些则选择了销声匿迹。取代这些已丧失进取活力的老商业家族的是一群新的百万富翁应运而起。他们都是从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中获得财富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成功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规则在印度勃兴，即通过聪明才智、辛勤工作和专业技能而非通过家族继承赢得财富。在试图走向现代化的印度，富人第一次骄傲地得到他人的景仰。

　　数十年的社会主义政策阻遏了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的机会，经济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改变地位的机遇，赚钱受到尊重，一场社会革命在印度内部悄悄进行着。如果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不变，那么到2025年，印度将实现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中产阶级人口达到50%，成为一个中间阶层占主导的社会。强大的中产阶级必定会成为维持社会稳定和健康的中流砥柱。

　　而今的印度，富人已不再激起嫉火，而是激发出希望和热情！但面对自由经济中不可避免的贫富分化，印度的新富人应逐步树立与财富相当的社会责任心，否则随着社会怨恨心理积累，新一轮“均贫富”革命气候形成，则整个民族将玉石俱焚！

　　·小洪·

穷人孩子营养不良

　　穷人：他们不应被遗忘

　　——他们在经济改革的效率面前败北，但政策扶持绝不能少

　　25年前，对印度的知识精英来说，“简单生活、思考至上”还是他们的律条。日月轮回风水流转，“简单思考、生活至上”似乎成为了他们今天的至理。许多大学老师现在都拥有了自己的汽车、空调以及其它物件。印度所谓的中产阶级富裕程度，超过了20多年前他们最狂野的梦想境界。

　　但穷人呢？统计数据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印度儿童中有一半营养不良，印度妇女中有一半患有贫血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印度与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并肩排在世界营养不良水平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在诸如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以及就学率等方面，印度都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尽管印度经济发展较快，但惠及的只是部分地区———东南沿海和大城市，以及部分人群。印度在保健和营养水平方面似乎处于不进反退的状况。1990年，印度出生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八十，孟加拉国为千分之九十六；现在，这个排名颠倒了过来，婴儿死亡率印度是千分之六十七，孟加拉国仅为千分之五十一。

　　在今年举行的议会大选前，执政的人民党以骄人的经济增长率而踌躇满志。然而在大选中却“意外”地落败了。人民党失败的最大原因，正是经济增长抛弃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群。反对党国大党指责人民党的经济政策让国家分裂为两个印度：一个富人的印度和一个穷人的印度。特权阶层攫取了大多数果实，穷人只是缓慢地从饥饿和悲惨的境况中摆脱出来。

　　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分化，这是自由经济规律下不可避免的代价。然而，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因为在自由的经济体系之外，还有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机制，通过它们的组织力量和动员潜能，譬如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民间的支援体系，消解一部分社会鸿沟。印度最近的一些经验表明，通过体制杠杆可以使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享有。喀拉拉邦在采取建设性行动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最为显著的结果是：接近全民的识字率和近75岁的人均寿命；喜马偕尔邦近期向普遍义务教育转变；在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参与到保健和营养事务中，急剧地提高了儿童福利，儿童死亡率和营养水平均得到显著改善。

　　这些机会没有得到更好地利用的主要原因，是穷人在印度政治中地位甚微，由于经济条件、教育和观念认识等方面的局限，他们常常置身在民主政治进程的边缘。确实，印度政治选举的投票率很高，但民主制度不仅仅是政治选举投票，民主制度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全方位的制度建构和全方位的参与。立足于市民社会当中的一些机制，譬如乡村会议、公民联合会、商贸协会、劳工组织乃至社区的联合会等，对于民主来说其实更为根本更为切实，因为这些组织切实地与一个个具体的人联系更加贴近和紧密。但可悲的是，空着肚子的参与是不切实际的，正如印度宪法的设计师Ambedkar博士多年前所说的：“在没有社会或经济民主的地方，政治民主难以成功。”

　　与世界其它许多地区的情形一样，印度穷人陷在这种可怕的悖论之中：没有经济条件和观念意识去参与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中的失位又导致他们得不到国家政策惠顾，从而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改善前景。目前，印度政府对经济决策、股票市场的注意力要远远大于对贫困人口生活的注意力，那些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劳动大众、妇女和没有特权的种姓，谁来拯救他们？或许，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觉醒才是印度社会实现更大的平等的希望所在吧？

　　·小洪·

　　（晓健／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