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具有非常强烈的外交目的，堪称“经援外交”的典范。小泉突然宣布将中止对华ＯＤＡ，其背后有深厚的政治、外交考虑。
首先，降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地区整合主导权。日本对华开发援助原本就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应由两国外交部门协商决定。但小泉选择“10＋3首脑会议”期间，单方宣布结束对华援助，其用意显然不仅仅在于要
搞别出心裁的“毕业典礼”形式，而是要降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以此促进日本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从而掌握东亚地区经济圈主导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世界资金确立了加工出口贸易结构，强化了与东盟的地缘关系，双方政策也表现出相互联动，例如，在汇兑政策上，自2001年前后，东盟各国开始追随中国，回归了事实上的与美元联动的汇兑政策，同时在金融政策上也表现出与中国一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密切化，使中国在地区合作上的作用日益突出，被日本认为是分化“日本化”的力量。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顶住压力，坚定地维持人民币不贬值，抑制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赖；而同期日本货币当局则以“日元汇率由市场决定”为借口，顺势纵容日元贬值，使东盟各国的交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增加了复苏难度，日元在东盟的市场信誉进一步下降。在日本看来，要获得东亚地区整合的主导权，就必须分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至少应降低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2001年以来，日本就开始不断渲染人民币低估论，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用意之一就在于对人民币汇兑制度形成干扰，从而割断东盟对人民币汇兑制度的追随，为“日元经济圈”奠定基础。
其次，向东盟炫耀日本的实力，迫使东盟就范，纳入日本轨道。自去年以来，日本就开始选择东盟老成员国，重点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企图以速度抢占先机，增强其主导权。但由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并没有轻易在农林水产、人员流动等方面让步，致使谈判并没有完全纳入日本理想的轨道。对此，日本经团联等产业界对日本政府的谈判能力表示了明确的不满，迫使小泉政府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招数，加快谈判进程。对外开发援助因此成为一张重要的王牌。小泉在“东盟＋中日韩首脑会议”期间，宣布结束对华ＯＤＡ，显然给东盟各国发出一个信号：如果不按照日本的方案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那么日本有可能削减或结束对“不听话者”的贷款。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东盟就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重要投向地。日本的ＯＤＡ不仅在东盟培植了重要的“亲日势力”，也为东盟吸引了众多的日本民间投资，使部分国家对日本的ＯＤＡ形成很深的依赖性。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历来对民间投资具有导向作用，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东盟的投资环境尚存风险时期，成为引导日本民间企业扩大对东盟投资的重要旗帜，备受东盟各国政府青睐。例如，仅2001年初，日本政府打着消除“数字鸿沟”的名义就对东盟投入150亿美元，发展“ＩＴ网络中心”，其中100亿美元为ＯＤＡ形式，约接近20年来中国实际使用日本ＯＤＡ总额的半数。此次，日本·东盟首脑会议顺利达成协议，决定在2005年正式启动日本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不难看出其背后有ＯＤＡ的影子。
势必误导日本民间对华投资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外来民间投资不断增加，日本结束ＯＤＡ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大。但是，“ＯＤＡ毕业形式”具有一种外交取向意义。如果中日双方协商，选择合适的时机，采取适当的形式结束ＯＤＡ，将有利于中日关系登上新台阶。问题在于近年来中日关系一波三折，战略对话尚未展开，政治信任难以确立，并已开始影响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关系的顺利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ＯＤＡ始终是日资企业对华投资的风向标，具有投资导向作用。自2001年日本削减对华ＯＤＡ以来，日本民间企业对华投资增幅便开始减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来自世界的对华投资大幅增加，而来自日本的投资增幅平缓，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导向作用。如2004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增加54．4％，达35．2亿美元；而同期日本对华投资仅增6．9％，为29．5亿美元，占我同期吸引外资的8．7％，远远不及韩国。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日本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国际协力银行开始对俄罗斯等增加贷款额度，向民间企业发出了明确的分散投资信号，诱导民间跟随扩张对俄投资。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吸取对韩国钢铁、造船等投资过猛培养了竞争对手的教训，积极主导民间企业对外投资方向，搞“波浪式投资战略”，也就是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投资达到一定限额后，便开始转移投资方向，避免培植竞争对手，重蹈对韩投资覆辙。如今，小泉结束对华ＯＤＡ也带有明显的诱导民间企业分散投资的意向。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投资已成为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是扩大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表现。小泉利用政府导向影响日本民间对外投资倾向，必将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基础。
然而，必须看到，小泉显然错误估计了形势。第一，东亚自由贸易圈具有“天然的市场基础”，绝非日本政府所能主导。东亚地区整合必须遵循“市场导向”原则，日本政府所习惯的“政府主导的制度导向模式”很难奏效。小泉试图以ＯＤＡ要挟东盟各国就范的做法也必将以失败告终。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世界对华投资，包括日本的跨国公司的投资也不会因中止ＯＤＡ而减少。第三，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更不会因日本结束ＯＤＡ而受到影响。相反，日本试图主导的排斥中国的地区战略最终只能导致日本永远在海洋中漂流，无法“登陆”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