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巴西，有着1.8亿人口的南美第一大国，拥有“二十一世纪世界粮仓”的美誉。经历过1999年的金融危机后，巴西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复苏。目前，卢拉政府时期的巴西更加积极地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卢拉总统一直主张联合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要发挥中心作用，并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特别是扩大安理会成员国范围。目前，巴西正在争取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桑巴故里能否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昔日经济高速增长的“巴西奇迹”能否在21世纪重现？本月7日，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
巴西驻华大使德卡斯特罗·内维斯先生。
安理会需要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联合国必须通过改革来反映所有成员国的意愿，安理会只有扩大才能代表更多的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必须在国际社会上负起自己的责任。”《新京报》：目前巴西正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您能介绍一下巴西此举的原因和背景吗？内维斯大使：当1949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就设立了5个常任理事国，当时联合国只有51个成员国。而现在联合国成员国增加到了191个，一方面一些国家不再像半个世纪前那样扮演超级大国的角色；另一方面，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政治局势、经济力量和人口变化面前，我们希望联合国安理会能够作出调整，以更有效、更民主地代表所有成员国。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人口之众和国土面积都是世界第5位，GDP超过了1万亿美元。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拉美这一重要的地区，巴西必须在国际社会上负起自己的责任，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同样，德国、印度和日本也认为它们应该在安理会有一席之地。这样，安理会作出的决定能够更好地反映联合国成员国的立场，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联合国本身和安理会的结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通过改革来反映所有成员国的意愿，安理会只有扩大才能代表更多的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维护安全与和平。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要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2/3的投票，因此我们也在宣传自己的立场，说服其他成员国，希望届时通过决议，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也希望改革后的安理会能更加强有力地行使其权力，其决议能比现在更加有效地得到实施。《新京报》：巴西要求得到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会不会遭到其他拉美大国，如阿根廷的反对？内维斯大使：在国际社会，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阻力。如联合国一些国家组成的“咖啡俱乐部”，它们反对安理会增加任何新成员，或者只主张实行轮值制。一些国家可能害怕安理会席位扩大后自己的影响力会被削弱，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对此并不感兴趣。阿根廷政府已经向我国政府表示，它们尊重巴西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可以说，它们对巴西的做法既没有采取支持、也没有采取反对的举动。
经济务实求发展巴西不相信神话“巴西不再相信任何不现实的经济神话，经济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解决……巴西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一些部门过热和通货膨胀。”《新京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寻求更大空间的同时，巴西国内依然面临着一些重要问题，如高文盲率和贫困，这些都会影响到巴西的整体国力，政府怎样应对这些问题呢？内维斯大使：确实，这些是巴西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是目前情况都有了很大改观。我还记得当我小的时候，巴西的文盲率是50%，而在过去的4到5年中，97%的儿童都得在学校接受教育。政府扫盲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会逐步缩小文盲比率，如在未来几年，从11%降到10%、9%.同样，政府为减少贫困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如减税和“零饥饿”运动等措施，以改善贫民的生活。政府对反映贫穷状况的贫困指数相当关注。也许巴西减少贫困人口的步伐还需加快，但至少贫困指数没有恶化。我记得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10%以上，但贫困状况一直在恶化，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只使一小部分人受益，贫富差距在加大，而现在这一趋势已经得到了遏制和扭转，但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仍然需要时间。巴西不再相信任何不现实的经济神话。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解决。巴西本国和南美其他国家的教训都让我们认识到，急功近利造成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代价太大了。我们的经济的增长必须以理性和健康为基础。目前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新京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巴西2004年的GDP增长率可能达到7%，政府以怎样的措施来保持经济的长期平稳增长？内维斯大使：实际上，7%只是今年第三季度巴西GDP的增速，通常年度前两个季度的增长率低一些，到了第三个季度会有加速，因此我们保守的估计是，今年巴西整体经济增速在5%左右。我们预计巴西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也会保持在这个水平。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相比，巴西目前的经济增速并不高。当经济增长很快时，一些部门滞后，不能保持其他部门一样的发展速度。如能源行业、交通建设等，他们需要更多的投资和建设时间。同样，民用设施的开发建设能在短期内增加就业机会，但突然增加的需求会使经济过热，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一些部门过热和通货膨胀形势恶化。《新京报》：在1999年末的金融危机后，巴西政府在恢复经济方面有哪些措施，金融危机带来了什么教训？内维斯大使：巴西的金融危机由一些内部原因而引发，同时还受到了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由于全世界范围投机资产的流动，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动荡影响到了巴西经济。此外，巴西经济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国内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也有限。在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冲击下，巴西不得不在1999年初采取浮动汇率制，瑞亚尔兑美元大幅贬值。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巴政府执行了严厉的财政调整措施，增收节支，巴经济重又走上恢复之路，加强了外汇储备能力和内部风险抵御能力。去年我国的财政盈余达到了300亿美元，此外瑞亚尔兑美元的汇率也保持在1999年的水平。因此，我们实现了本国货币的保值，实现了经济的恢复。
推行瑞亚尔计划广交发展中国家“巴西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瑞亚尔计划的延续，这显示了政府政策的清晰性……巴西乐意展开‘南南合作’，并看好巴西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前景，目前双边贸易额每年以39%到50%的速度增长。”《新京报》：现任总统卢拉上任后的巴西经济政策作出了怎样的调整？内维斯大使：应该说目前巴西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瑞亚尔计划”的延续。1994年卡多佐总统推行了以稳定经济和抑制高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瑞亚尔计划”，在他之后的巴西还在继续推行和完善这一计划。这说明，巴西社会找到了发展途径的共识。这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显示了政府政策的清晰性和延续性。《新京报》：卢拉总统曾多次出访其他发展中国家，谋求战略伙伴关系。是否可以说，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紧密经贸合作是巴西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内维斯大使：首先，这是巴西融入世界经济的战略之一。我们认为，巴西在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既有贡献也有收获。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南北差异”———即富国和贫国的差距———因此我们非常乐意进行“南南合作”，这并不是替代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也并不和与发达国家的交往冲突，而是为了尽可能地快速发展，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新京报》：巴西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前景怎样？内维斯大使：我对两国的经济合作前景非常看好，重要的是使我们双方政府和企业做出的合作决定能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果。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有显著提高，目前每年以39%到50%的速度增长，我们还需使发展更加平衡，实现互补，如用中国的煤炭和巴西的铁矿进行交换。我们希望能从中国进口更多货物，希望中国企业更多地投资巴西。巴西里奥多西亚矿业公司已经与中国宝钢集团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中国企业在巴西投资的前景还相当广阔，同时两国在合作互补上还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非常欢迎国外投资。我们与欧盟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有相当多的合资企业，我们也期望和中国企业合作开展更多的合资项目。我认为，中国和巴西都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优势互补，两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能起到更大作用。
记者手记足球和桑巴之外中国人对巴西的印象，太多太久被那华丽足球和激情桑巴所占据。而作为拉美第一大国，21世纪的巴西或许更愿意让国际社会看到它上升的政治经济实力。卢拉2003年就任巴西总统后，积极推进多元外交，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中的力量，还希望在不断努力下能使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GDP年均增长速度10％的“巴西奇迹”，也度过了恶性通货膨胀和国际金融危机，巴西人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对本国经济的未来更多的是冷静和理性。与内维斯大使的交谈更让我感觉到，巴西人在热情的外表下，同样也有冷静细致、脚踏实地的一面。当笔者举出巴西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为7%的数字时，大使先生立即指出，这只是一个季度的数据，宏观的经济趋势还要看全年度的统计，而政府的保守估计则低了2个百分点。同样，他所说的“巴西不再相信任何不现实的经济神话”，更让人印象深刻。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更重要角色的过程中，巴西要面对外界对其雄心壮志的质疑和各种阻力；在解决国内教育和就业等社会难题、缩小贫富差距、稳定金融市场上，巴西更须踏踏实实地努力。但是，这种直面困难与把握机遇的理性态度，或许正是所有寻求更多成长空间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拥有的。（来源：新京报/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