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历史底线？起跑线？

　　在中日外交思想中，我们的官方和一些学者经常强调一些所谓的底线，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甚至给我们的底线作了界定，即“决不允许日本政府从其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而发展出严重地大倒退。”

　　由此引发出学术界的一种观点（也就是对日新思维），认为中日对于历史等政治方面的问题纠缠，势必将会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从而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进而上升到损害国家

利益上。

　　但是，我却认为，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历史问题。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和人道主义罪行是中日关系所有矛盾的根源，这个历史问题是其他政治，军事，经济矛盾的根源。信任建立不起来，其他矛盾才会显现。

　　首先要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构成。经济利益虽重要，但是否以经济为首要利益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日关系除那些有案可稽的事件外基本是平稳顺利地发展的，但到了中期之后无论官方政治还是民间感情上中日关系急转直下。用美国人的话说：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加强，没有让中国拉日反美的企图得逞，反而使中日争夺东亚主导权的矛盾激化。

　　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必要条件是“军事大国”，倡导“对日新思维”的学者们认为即使日本成为了军事大国，其也未必能再走当年侵略老路，所以不必让这些政治上的问题影响双边经济，但是国际政治法则和个人道德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一厢情愿的无原则让步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日本过去的侵略战略是大陆政策，而今其不思悔改还妄想恢复军事大国地位，何况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阻力之一。这怎能让作为历史上曾深受其害的中国对它表示放心？

　　中日关系变坏的时期正是日本加快军事大国化的时期，反映了中国对日本军事化的深深戒备心理。中国以“对历史态度问题”

　　作为底线，希望在日本军事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中找到安全和信任的基础，但是“历史问题”恰恰又是日本政府成为“政治大国”

　　的“起跑线”，日本政府以此为突破口以求恢复当年“军事大国”地位。这对矛盾看似是中国为了一个抽象空洞的政治表态而“苛求”

　　日本造成的，实际上正是中日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也就是说归根结蒂是中日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中国当前的对日政策可以用老祖宗的一句话来理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日在经贸等方面有合作，在国家安全战略上有冲突，这就决定了我们努力扩大合作以减少冲突的机会，增进谅解和信任，但这决不等于我们做出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让步以求增进合作，这种一厢情愿的无原则让步就是妥协纵容的“绥靖政策”！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也为了不再重复中日历史上的悲剧，我们必须以“斗争求和平”，既要发展中日关系，增进信任，又要对日本任何可能重走老路的行为保持警惕和进行必要的斗争。

　　作者：于涛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