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克少年与没谱青年

　　王晓峰

　　朋克少年也好，没谱青年也罢，当无意中把“花儿”和郑钧作一番对比时，让我感触最深的倒不是简单与复杂、幼稚与成熟、感性和理性，而是让“花儿”衬托出了青春的珍贵。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花儿”演出的情形，他们在台上高唱“将来的主人一定是我们”、“别理我，我烦着呢”……看着他们比吉他高不出多少的个头，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出污泥而不染，也随着他们的音乐节奏而心潮澎湃。那年，这帮孩子才十五六岁。那时候，美国正流行GreenDay，英国正流行Supergrass这样的新朋克，中国也正孕育着朋克，“花儿”就是那时刚冒头的朋克少年。

　　而我对郑钧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音乐中没有北京摇滚那种“恶习”，所以，他既能写出《回到拉萨》，也能写出《赤裸裸》，还能写出《灰姑娘》。在当时，人们不知道该把他划归到摇滚还是流行。

　　时间过得很快，大张伟的个子蹿得比另外两个孩子还快；郑钧也成了歌星，他的歌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流行。按年纪算，郑钧比“花儿”们大将近一倍，虽然他们无论在音乐还是其他方面都没什么可比性。这是生于60年代和80年代的对话，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他们都是各自年龄段的代表人物，如果真要比，只能慨叹“这世界变化太快”。

　　大张伟用他语言天赋诠释着“花儿一代”的青春期，任何一个描述青春期的成人作家在大张伟的歌词面前都会黯然失色，他是一个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人，但他没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相反，他用最直接的语言把青春少年的内心躁动———那种无拘无束的寻欢做乐描述出来。那些被烙上80年代印迹的歌词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反映了从未成年到成年成长过程中的快乐与烦恼，简单直接。

　　“不管明天美不美好，只要你爱我就请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希望能快点儿离开这里，这里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放学啦》）“等待更多的化肥再添进来，我已醒来吃饱了准备离开。”（《草莓声明》）

　　而所有成年人在解读这些简单歌词时，都无法还原回自己的青春期，因为这是生于80年代人的青春期，不是生于70年代或60年代人的青春期。你除了羡慕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光，就是感悟自己走向沉重、衰老的无奈。将来“花儿”长大了，回头读起他们在青春期写下的这一行行文字，会感觉幼稚，但绝对真实。

　　郑钧的歌让我更多时候发现，他在经历一个社会变革剧烈年代后留下来的是一些破碎片段，好在他把这些碎片用他能招人喜欢的形象和旋律串在一起。他对亲情的眷恋，让他总背负着一种沉重（《苍天在上》）；他对爱情的爱恨，总想变成一种洒脱，但总陷入新一轮迷茫（《灰姑娘》）；他对现实的批判，总想化成一种愤怒，最终在无奈下举手投降（《商品社会》）；他想拿起手术刀解剖自己，却因没有勇气而变成顾影自怜（《悲剧！悲剧！》）……郑钧的歌中有60年代人残存的理想主义，也有70年代人的玩世不恭，还有80年代人的潇洒时尚，当这些多面体组在一起，这个郑钧有时清醒有时迷茫，像个没谱青年。郑钧成长的烦恼来自多方面，他想揭示出这一切，但语言在动人旋律中变得沉重。他只能重复他之前未曾搞明白的这一切，于是他像一个程序一样在不断循环。假如郑钧放弃他的思考和挣扎，专心去写《灰姑娘》这样的情歌，他可能就像“花儿”一样简单，但是这个具备偶像素质的歌手非要去探寻人生的答案。可人生的问题出得太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还是“花儿”来得简单，在他们这个年纪，正是享乐的青春年华，所以他们毫无牵挂，“前面是一片绚丽的景色，何必在乎那结果。”这就是“花儿一代”的真实写照。“花儿”关心的是现在进行时，而郑钧关注的是过去完成时和将来进行时。

　　朋克少年也好，没谱青年也罢，当无意中把“花儿”和郑钧作一番对比时，让我感触最深的倒不是简单与复杂、幼稚与成熟、感性和理性，而是“花儿”衬托出了青春的珍贵。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21日 第二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