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威
一次远行中途遭窃，现金和银行卡都被偷了。这贼也真够狠的，连打个电话的钱都没给我留下，急得我满大街乱转，最终还是有困难找警察去了。
在派出所，一位老警官问我：“在这座城市还有没有亲戚或朋友，或许他们会给你一
些帮助。”我努力在记忆的存储箱里搜寻，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一个人，一位我以前非常要好的朋友———中学同学朱唯。
说是同学，但已有七八年没有联系了，各自都很忙。找了老半天终于在这座城市边角的一个漂亮的居民区叩开了朱唯家的门。
多年不见了，关系有一些疏远，一阵寒暄后，朱唯关切地问我：“兄弟，听说你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集团公司工作，混得很不错。你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谁叫咱们是老同学呢？”朱唯的一句谁叫咱们是老同学呢，说得我心头热乎乎的，我打开话匣子，把自己从公司辞职后单干到做自由撰稿人一一道来。我越讲越起劲，朱唯越听越没劲，最后吃惊地打断我：“自由撰稿人？你当作家了？”“作家倒谈不上，我失业了，靠码字儿吃饭。”我解释说。整个晚上，朱唯一改初见面时的神气，向我大倒苦水，说如何如何的穷，穷得连电话费都交不起了。
分别后，我给朱唯又打过几次电话，但每次他都很冷淡，甚至有些不耐烦。
一晃又是三年过去了，一天单位的小吕告诉我有熟人找我，没想到竟是朱唯。久别重逢，我将朱唯请到家中喝得酩酊大醉。席间，朱唯向我敬酒，说：“兄弟，你当官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听说你快要当局长了，步步高升啊。”
第二天酒醒后，妻子问我：“上次朱唯只借给你5元钱打电话，昨晚走的时候，他却塞给我两条大中华，说是送给你的一点小意思。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找机会将烟退了回去。
后来，朱唯经常给我送东西，家乡的特产啊，农村的土鸡啊等等，有空还常给我打电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谁叫咱们是老同学呢？”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22日 第二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