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教父”沦落的另类逻辑

　　本报记者 张会来

　　12月28日，执掌中粮集团12年的周明臣因63岁高龄被宣布退休。而在此10天前，因涉嫌挪用公司超过3亿元的巨额资金，伊利的董事长郑俊怀（55岁）被公安机关刑拘。

　　这是国企教父沦落的两种典型类型。一种是因年龄限制而“杯酒释兵权”，另一种是

因“盗江山”而被迫“锒铛入狱”。

　　教父们的相继沦落也昭示国家监管体制的失控。有人把国企教父称为“打天下的丐帮长老”，地位很高而口袋很瘪。这也正是国企人事制度的弊端。

　　江苏省社科院的叶克林教授认为，“问题教父”的频频出现主要是企业家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太多。关键是要建立企业家“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的综合激励机制。让国企教父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化为“职业经理人”。

　　杯酒释兵权

　　今年，一代国企强人开始上演“集体告别”一幕。周明臣、倪润峰、赵新先、王之们孤独的背影开始淡出企业的历史舞台……他们的退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随着国企老总们的卸任，“教父式领导”也会成为一种永久的符号。但是，他们的历程和经历虽然各异，却有着不同的结局。有人“天地逍遥自来去”，有人“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却“壮志未酬泪沾襟”……

　　在国资委“60岁退休”的杠杆下，教父被迫交出几十年汗水浇灌的企业。也许，“杯酒释兵权”是大多国企老总的最终结局。

　　2004年5月，62岁的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总经理王之，因超龄被国资委免去董事长一职。无独有偶！今年5月，62岁的三九集团掌门人赵新先，也因超龄被国资委免去董事长一职。

　　国资委规定“60岁杠杆”的主要原因就是“形成思维定势，难以超越”。在采访中，很多高龄教父整天要面对一遍又一遍“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质疑。

　　当然，也有很多退休教父踏上了另一个更开阔的舞台。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却被中央任命为海南省委副书记。

　　像卫留成类型的教父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被迫“告老还乡”。国资委规定的杠杆一天天逼近，他们根本不愿离开精心耕种的稻田，就开始了心态的“大转弯”。

　　当然，也有老总不为经济财产所动，一味“天地逍遥自来去”。虽然柳传志把联想的位子让给了别人，但是，每当联想有危难时，总会见他恰到好处的飘然而至。

　　从朝阳到夕阳

　　60岁知天命！而现年55岁的郑俊怀却是个“不知天命的年纪”。本应该在高管的位子上再多坐几年，却因为一时的糊涂而“提前”锒铛入狱。

　　12月17日，因涉嫌挪用公司超过3亿的巨额资金用于个人营利，伊利的董事长郑俊怀等5名高管被公安机关刑拘。一向以作风强硬闻名业界的郑俊怀也落下泪来。

　　而在被捕的前几天，郑俊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铿锵有力地说道：“我愿为伊利再干10年！”现在，他的这个愿望恐怕很难实现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从朝阳到夕阳，关键的就在于心态的变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离开了这样高压力的位子，也许郑俊怀能更好地享受夕阳。

　　20年来，郑俊怀一手把伊利养大。从原来固定资产只有40多万元、年利税不足5万元的小厂发展成为全国大型乳品集团，净资产增长了118倍，销售收入增长了79倍，利润和税金分别增长了69倍和135倍。

　　把伊利当自己儿子喂养的郑俊怀的确错了。伊利不可能成为他的孩子。在“被拘”后，郑俊怀说过：“我并不想做亿万富翁，但我像抚养孩子一样陪伴企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当我不在这个职位上的时候，我只想和我的孩子保持一丝血脉联系，仅此而已。”

　　可是，郑俊怀“仅此而已”四个字，说得何其轻松，可他付出的代价又何其沉重。

　　专家认为，“朝阳”时的付出是艰辛的，但“夕阳”能否美好，关键在于企业教父们的心态。心态摆正了，没有更多的思绪，肯定能享受“夕阳的美好”。

　　从“打江山”到“盗江山”

　　“打江山”的几十年一晃即过，一些人却殊途同归。很多教父沾上了“经济问题”，最终泪流满面。于是，一系列的“盗江山”事件也呈现在我们面前……

　　郑俊怀的“盗江山”只是今年的一个典范。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20年养育的“儿子”最终把他推上了监狱的门口。

　　而最具典型的莫过于“褚时健”。现年76岁的褚时健，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1998年因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76岁的“有罪”老人，却领导云南红塔集团17年，创造利税近千亿元，并打造了一个无形资产价值400多亿的红塔山品牌。

　　“褚时健式”的人物还有很多。65岁的原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经纬，于2002年因涉嫌贪污被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63岁的原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于2000年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壮志未酬泪沾襟”。他们曾拥有世人难以到达的高度，但他却禁不住诱惑，伸手折下悬崖边一枝娇艳的花朵，最终失足跌入人生的谷底……

　　20年激荡多变，无数企业家在转型时期苦苦挣扎，他们的个性在沉浮中尽情地张扬或扭曲。他们上升或下坠时的尖叫声，给后来者标识出暗礁和险阻所在。

　　教父价值与教父企业的弊端

　　企业教父被称为企业的“一尊佛”。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罗斯（Icarus）一样，他飞得太高了，以至于要仰视才行。他们在业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企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态势。

　　联想的“教父”柳传志曾坦言：“一是我改变了联想的产权机制，二是形成了一套管理理念，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第三个就是如何选拔培养人才。”

　　而海尔的张瑞敏则说，他对海尔的影响，一是业绩，二是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

　　相反，这也成为教父企业的最大的弊端———个人色彩较浓。由于企业深深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于是企业就出现无人监管的权力真空地带。这很大程度上易造成发展停滞和负债现象。

　　长虹的倪润峰最喜欢《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还认为“如果多给王熙凤一点权力，就绝不是现在的王熙凤”。长虹内部人士称，倪润峰绝对是一个领导典范，他的强势、非常手段、个人魅力，都令人钦佩，这是一个颇具破坏性的领导者，他蔑视游戏规则，无情地颠覆游戏规则，他擅长以自己的方式重建新规则。

　　亟待建立“长期激励”机制

　　国企老总的相继“落幕”，也预示随着国企新一轮改革的深化，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对大型国企人事调整的大幕也在徐徐拉开。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监管体制的失效，一定程度存在着企业家与官员的默契、放纵现象。

　　一直以来，人们把国企和国企老总比喻为“富庙穷方丈”。老体制下的国企负责人，不管创造利润多少、管理企业多大，其工资要按相应的行政级别来拿。

　　江苏省社科院的叶克林教授认为，企业家是有“职业生涯”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就出现一系列的“过度”行为。固然某些企业家价值观有缺陷，但更多的应从问题体制上找漏洞。“不应只打纸老虎，更要找出万恶之源的体制”，叶克林教授强调。

　　“问题教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企业家所特有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转轨期的必然产物。

　　“国企改制MBO被叫停后，国企改制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叶克林称。MBO不能搞，国资委的“管人”职能就被无形的掩盖起来。这样企业家的“长期激励”将无限期延后。

　　几年来，国企改制尝试从承包制走到年薪制，但这都是“短期激励”行为。叶克林认为，企业家为短期利益铤而走险主要是国家“长期激励”的空缺。企业家也是有“职业生涯”的人，他们的要求就是把自己与企业长期捆绑在一起。

　　叶克林建议，目前国家主管的监管，关键是建立“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的综合激励机制。让国企教父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化为“职业经理人”，充分体现企业家的社会价值。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31日 第二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