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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纪灾难凸显社会四大特征(2)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06日16:09 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在这次灾难中,人们应对灾难的机制和手段是否也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呢?

  丁学良:这次灾难是全球性的,所以应对的方式也是全球化的。东盟马上就发起召开
全球救灾协调高峰会,讨论设立整个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周边国家政府介入和建设的预警系统。如此规模的灾难是跨越国境的,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是相关国家的联手合作。一个大的区域,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联手合作,用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和机制来预警它。

  海啸的警报系统,全世界有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在美国的夏威夷,一个在澳大利亚。这两个中心拥有研究和预警海啸最先进的技术。但是此前,印度洋周边国家,一方面因为穷,另一方面因为政府对这些环节不怎么重视,没有花钱把世界上预警海啸的技术买过来,导致如此惨痛的后果。即将召开的东盟会议就要落实这些事情。

  《21世纪》:这次灾难的教训值得全世界吸取。

  丁学良:很多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应从这次灾难吸取经验教训。灾难可能发生在某省某地区某县,但建立应对灾难的机制,要有全球化的眼光。这次灾难在人类记忆中间不是最严重的一次,但它却是全球注意力最集中的一次,回应它的方式也是全球最密集的一次。

  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21世纪》:对大灾难的应对,政府能起到什么重要作用呢?

  丁学良:这次灾难凸显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很不容易。这次灾难打击的国家大部分都很贫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具备应对突发的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素质。几年前就有科学家警告过,这个地区要注意此类可能的大灾难,但那些政府都没有把这些警告当作一回事。资料显示,对于印度、印尼这样的国家,建立预警系统也不过两三千万美元的代价,若早一点建立这个警报系统,不说完全预防,至少可以把损失降低百分之几十,而这个代价远不止几千万美元,更不要说多少万人的生命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要提升治理能力,必须时刻听专家的意见。现代世界很多领域变得如此复杂,如果不听该领域专家的独立的意见的话,政府就很难提出有前瞻性的措施。

  在这次灾难救济过程中,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同外部世界对他们的援助,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像印尼的棉兰这些地方,等到外国援助的物资到了,当地官员没法配合。救援的物资很多,需要接受救援的人也很多,但是中间卡了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当地政府的应变能力很差。没有这个应变能力,每一个小时都在增加死亡的人数。很多人的命是可以救过来的,就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法很快协调国际社会带来的多方面援助。

  《21世纪》:除了政府的能力和素质以外,政府的态度怎么样?

  丁学良:在态度上,有三个国家受到批评最多。一个是泰国。因为旅游业是它的重要产业,基于2003-2004年禽流感的打击,泰国担心这次灾难会带来更大的打击,所以泰国政府这次被媒体指责最初有意隐瞒了受打击的程度。隐瞒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你在开始关键的几个小时隐瞒了,但是你隐瞒不了实际后果,反而降低了最初关键的几个小时急救的效果。一旦遇上大灾难,最早阶段最为关键,这个阶段如果行动及时,伤亡和损失就能少很多。当然,泰国政府还不错,它一看情况瞒不住,马上就改变了错误做法。

  另一个是印尼政府,印尼的官僚和拖延做法,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不协调等,受到严重批评。早先,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已经测到了这个大地震有可能引起严重的海啸,但在通知可能受到灾难打击的国家特别是印尼的时候,找不到一个要害的部门去沟通,印尼没有一个总体协调的机构。每找到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或者没人,或者说不该我管。所以在危机时刻,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体现在它有没有一个总的协调机构和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有没有办法在本国、本地区识别和传递由别处传来的重要警告,有没有通畅的信息渠道。

  第三个受到批评的国家是印度。不过,对于印度的情况要给予一个平衡的考虑。到1月2日为止,印度受到严重打击的离大陆很远的那些岛屿,印度不允许外国飞机直接降落或投放救援物资,因为这些岛屿很多是它重要的海军基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安达曼还保留旧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印度几十年来一直很好地保护部落的多元文化,生怕其他地方的人去多了以后,影响本地部落的生活方式和人种的特色。所以即使是本国公民要进入这些岛屿,印度也要给予特许签证。但在最危机时刻,你应该有一些非常的、有效的应急措施,而印度没有。

  这三个国家受到批评,主要集中在应变能力上,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信息系统是否通畅,部门之间能否协调。由此可见,一个政府的治理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平时处理日常事务上,或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同样重要的是体现在对突然降临的杀伤力巨大的灾难的应对上。

  大国的外交能力和国际道义

  《21世纪》:有人说,这次国际上对受灾地区和国家的援助是一场外交较量。你怎么看?

  丁学良:国际影响力涨落是这次大灾难凸显的第四个特征。对这个区域来讲,最重要的外部援助来自日本、美国、欧盟和中国。

  欧盟的政府援助还比不上欧盟的民间援助来得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欧洲人到这个地区旅游。而从民间援助来讲,英国捐款是第一。政府援助,迄今出钱最多的是日本。日本援助的重要原因是,在整个东南亚区域,日本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和现时的人员和经济往来,所以日本一下子拨了5亿美元。

  在这方面美国受到了批评。它对这个区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反恐这一点上,凡是跟反恐没关系的事它都不怎么关心。所以这次美国开始时只拿3500万美元,被认为是太少了。但是美国政府一听到批评以后,反应很快,立刻增加十倍,而且调集它的海军和空军力量介入当地的救援。这次灾难给美国政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机,来修补美国和这个区域的关系。

  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也有很多的评论。灾情一发生,香港演艺界立刻就有义演、捐款等,600多万人口,民间就捐出来3亿港币。

  中国一直想在东南亚地区成为负责任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愿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该区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现在,中国政府增加了救援的款项和力度,领导人也将参加东盟高层会议,而且中国很快派出医疗队等等。这都说明中国政府尽管财力有限,尽管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还不多,但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突发灾难应该怎样救援,已经作出了较快的积极反应。这次救援,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大国,在这个区域遭遇严重灾害的时刻,以什么样的国力,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姿态,和以什么样的技巧和方式,来帮助人家,这也是一种国际影响力的无言的“较量”。

  中国应该有多层次的方式,表示对这个区域的关心和援助。除了中国政府的救援财力和救援队伍以外,中国的民间社会,如工商界、演艺界、传媒界都应该有所表现。拿多拿少是一回事,拿不拿是一回事,应该有一种很自主的方式。这也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向国际社会的主流越来越近。

  《21世纪》:在国际社会上,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救助,是否也涉及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尽管有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甚至宗教的差异?

  丁学良:从深层次上讲,我们任何人种都应该有一些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就是无论这个地球上哪里发生灾难,哪怕那些受灾的人同你没有任何血缘、经济或文化的联系,甚至他们以前还伤害过你这个族群,你都要表达同情心。况且中国这些年来发展了,跟受灾地区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当这个地区遭遇重大打击之时,中国的民间社会对他们的援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你的财力有限,但你的心态人家是可以看出来的。尤其是民间社会的自发做法,在国际社会上特别能够赢得人家对你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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