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堂里，双手向台上那位梳着满头整齐白发的法国老人递上《马克思的幽灵》。扉页就打开在面前，却被德里达一把抓去，翻来覆去地端详。他一定奇怪，为什么自己这本代表作有个中译本，他却蒙在鼓里。那是一场乏味的讨论会。与会者一次次重弹“解构之后还能剩下什么”的老调，留下的印象只有签字时的小插曲，以及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神，传递着不信任的信息，仿佛又走到了一个“世人皆以为痴”的所在，他又成了一个指东打西、大搞术语迷宫和文字游戏的先锋派。
2004年10月8日德里达临终的时候，这类遭遇或许会成为他终生的遗憾，他没能来得及向更多的人证明，他是有着严肃学术抱负的学者。10月8日过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阵营倏忽之间又少了一位大师，一位生前被认为是偏激的先锋派的大师，一位被指为“晦涩”、“拒绝理解”，剑桥大学欲授他“荣誉博士”头衔的时候，曾遭到全世界20位知名学者联名抵制的大师。
当市场诱惑文化
德里达走了，保尔·利科进入倒计时。若不是“炮打贝尔纳－昂利·莱维”事件，我们恐怕还不知道法国哲学界已经过渡（沦落？）到莱维的时代。萨特、福柯、德里达之后，这位“美男哲学家”一路踏着大众传媒的步点走到舞台中心，就他唯一有中译本的著作——《自由的冒险历程》来看，“莱维时代”的价值确有存疑的必要。“炮轰”者要一口气出七本书批判其哲学思想，诘问其学术成就，有的甚至直接把莱维定性为“学术骗子”。莱维的“行径”在传媒时代其实不新鲜，无非是善于炒作、包装、制造概念而已，再加上自身魅力出众，轻而易举暴得大名，敛取了家财万贯。“炮轰”事件流露了知识界中普遍的焦虑：商业社会下学者和学术会不会贬值？学术是否应该与大众传媒保持距离，固守自己的一隅？这种焦虑至少还可以维持个十年八年，每个国家的学术思想界都不得不正视拉塞尔·雅各比关于“最后的知识分子”的悲壮警告。无独有偶，美国学界也发生了一场炮轰。历来走精英路线的《纽约时报书评》在新任主编凯利上任后，开始有意转向大众口味。此举顿时引起巨大争议。众多作家学者纷纷谴责凯利缺少良知，甚至以弃读该报相威胁，要凯利放下屠刀。凯利只能无奈地说：他觉得适当引入一些大众化的内容也未必不是一种好的尝试。“美男哲学家”的如日中天，反衬着第一代“美女作家”凋零季节的黯淡。9月24日，弗朗索瓦丝·萨冈因肺栓塞去世，终年69岁，报道不少，惋惜不多，因为虽然《你好，忧愁》一度引领了欧洲年轻一代的思想风气，但萨冈的文学贡献到60年代就止步不前了。然而这位法国江郎也是个眼球经济的受益者，填充她生活的除了有限的写作外，尽是交际、绯闻和种种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晚年尽管渐趋潦倒，新闻号召力仍不下当年。萨冈方辞世，莱维正当年，《纽约时报书评》图谋转向，文化与市场不用再偷偷摸摸暗通款曲，自己的版税和别人的眼球，是晃动在每个文人眼前的诱惑。
当传记揭露传主
哥伦比亚作家何塞·路易斯·迪亚斯－格拉纳写了本传记：《另一个巴勃罗》，选在传主巴勃罗·聂鲁达百年诞辰（7月12日）前夕举行了首发式。所谓“另一个”其实不算另类，无非是为聂鲁达的传奇一生作一番合乎常识的还原罢了。大凡认真读过聂鲁达自传的人，都不难看出他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都有“纵欲过度”的迹象。格拉纳描写聂鲁达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声音颤抖而衰老，嗜酒而冒失不拘礼节，仔细想想，都在情理之中。聂鲁达写了一辈子，兰波只写了三四年，就走上了似乎是诗人最不该走的一条路：以放弃诗歌来表达对诗歌的忠诚，以诅咒自己的民族和“坏血统”书写青春。9月20日前后，遍布民间自发的纪念，让《地狱一季》《醉舟》的作者平静地度过150周岁生日——要知道他才是正宗的波希米亚式生活的先驱。两个月之前，用一种半死不活的语言写作的艾·巴·辛格也静悄悄度过了自己的百年诞辰，可怜他早就跌出时尚之外，法国记者弗洛朗斯·努瓦维耶为辛格写的最新传记，遭到英国出版商的无情冷落。英国人显然对本民族的作家更有兴趣，比如格雷厄姆·格林。不过格林的百年诞辰（10月4日）过得并不安宁。谢瑞是格林生前首肯的传记作者，如今他终于出齐了皇皇三大卷格林传记，却因为描写了格林生活的许多阴暗面，被认为有意丑化传主。格林的儿子恼火道：不是说作传就得报喜不报忧，但是“他对妓院的兴趣超过了他的既定主题”。美国人倒是欢迎这三卷历史细节充实的传记，也没有忘记格林的现实意义，2001年，好莱坞还重拍了《文静的美国人》，老影星迈克尔·凯恩和新锐后辈布兰登·法拉瑟联袂主演，可见小说的现实意义仍然被记忆犹新，它提醒美国人在反恐怖主义警笛长鸣的时候，切莫忘却越战的教训，忘却托马斯那句话：“自由？自由是什么意思？”美国人刚刚失去了他们自己的传记大师——威廉·曼彻斯特。早两年就传出了曼氏病重的消息，6月初，《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在找好了他满意的丘吉尔二战传记的合作者以后，总算可以放心离去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病痛的折磨令他写作速度骤降：“五十年来我用语言写作如同呼吸一样容易……不能写下去的感觉无法形容”。
当畅销书结盟政治
有人在纪念，有人在捞钱。世界级畅销书作者在2004年继续扩容。今年6月，已故戴安娜王妃的管家保罗·伯勒尔的王妃生平回忆录《王室职责》出了平装本，增加了一章“王室风暴”，延续了去年精装本的畅销风暴。紧接着便在伦敦皇家剧院上演单人剧，保罗自己出任主演。从人文的角度看，《王室职责》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主仆忠诚的问题：在一个契约社会里，王室服务系统的运作却以人身依附为基础，其中埋下的错位的隐患，迟早要以信任危机的形式爆发。但这本流水账一样的传记书本质上是做给大众看的，戴妃死后，伯勒尔愤懑揭露王室构陷他盗窃戴妃财物，并把他推上法庭的情节，恐怕不是太多人会关心的了。伯勒尔也知道这一点，6月20日的那场戏既给自己涨了身价，也是在保守闭塞的王室面前显示市场的力量。已经成名的畅销书作家继续他们的稳健步伐。7月8日，《哈里·波特》作者J.K.罗琳被母校爱丁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在颁授典礼上，帕梅拉·孟教授称：“即使对那些最不爱读书的人而言，阅读也（因为《哈里·波特》）变成了一桩酷事。”罗琳由潦倒徐娘变成世界名流只用了两三年，可谓一步登天；而另一位女畅销书作家基蒂·凯利以揭第一夫人隐私为能，十多年来一直站在大众阅读的前沿。9月中旬，凯利又出版了揭秘新书，这次是揭露现任总统布什夫妇吸毒的老底，引得白宫勃然大怒。然而公众人物隐私权为零，白宫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美国，钻进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政治永远是畅销书的衣食父母。比尔·克林顿的自传从年初开始炒到大选前三个月终于出版，一向精力旺盛的他终于也挺不住了，被迫在胸腔里搭了座“桥”。前总统出书本是一阵好风，惜乎这场突如其来的心脏搭桥手术，又给民主党竞选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不过对克林顿而言，最有意义的还是那令人发指的150万册当月销量。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资本主义社会大选是有钱人游戏”的观念，但资产阶级的财主们自有办法让全国人民参与进来，这就得劳文人的大驾了。一年之内，“反布什图书”陆陆续续出版了近百本，而右派的反击则乏力许多，只是到了年中才推出一部重量级的《难堪大任》。该书大量回顾克里在越战中的表现，勾勒了一个在“难堪大任”的克里当选后有可能降临的黑暗时代。与此同时，普京总统正埋在克里姆林宫的沙发里，摩挲着有关自己的一本本传记：俄罗斯2月大选的时候，10多种普京传记向传主献上了各种赞辞，而有关其他候选人的读物几乎不见踪影——这倒更像一场“游戏”。
谁执掌知识分子的尊严？
10月初，诺贝尔奖再一次发给了陌生人，全世界的眼镜商又发了笔小财。不过没多久，埃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就放出话来：拒上斯德哥尔摩领奖，因为她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被聚光灯包围，她有恐众症。同时又举出同胞汉德克，认为他更有资格获奖。面对这位不领情的陌生人，委员会面南背北的大爷们是不是好一阵失落？很多报道说耶利内克的主题极端，文风尖刻，而且文字非常晦涩，这又让人想起那句对德里达的评价：“他的理论拒绝理解”。现在，耶利内克也要和凯尔泰斯、库切们一起，在人们疑虑的眼光里，竭余生之力证明自己作为获奖者的成色，不知这是不是耶利内克拒绝领奖的理由：她不愿意世人把自己的价值放到一个更大的天平上称量。就在两个月前，现存最年长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圣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克拉克夫家中安然逝世，享年93岁。米沃什生前反抗极权，伸张正义，诗歌散文深沉优美，在他盖棺定论的时候，诺贝尔奖的荣誉说明了一切。面对媒体，米沃什秘书的回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就是死亡而已，简单的死亡。他生命已尽——他已经93岁了。”给活人施加压力，给逝者盖上锦旗——但对77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实在已经不大了。继去年出版自传以后，今年他又发表了新作，一反常态地打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标题：“苦妓回忆录”。同时，他那部被誉为“我们时代的爱情圣经”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也被美国石村电影公司以300万美元买下电影版权，即将改编成电影。《百年孤独》问世后二十年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是被聚焦程度最高的健在作家，他的所有情况都受到第一时间的关注。去年他的自传《回首话沧桑》出版，西班牙语世界一口气推出120万册。今年10月，《苦妓回忆录》甫一问世，西班牙《国家报》就刊出这样的评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作品光彩夺目，一如以往，且在如此之短的篇幅中，放射出如此耀眼的光芒。”但对身患淋巴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近乎夸张的溢美之辞还难以让他安心作别这个世界，他还要写完自己的第三本回忆录。获奖，颁奖，年年岁岁，英美法德等大国的文学奖一直是文化人追逐的方向，如今则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承受着越来越大的争议——时代在变化，人们已经习惯了从利益的角度去审视荣誉，解剖荣誉，获奖后各相关方的潜在商业收益甚至优先于作品本身受到关心。10月21日，法国记者居依·科诺普尼茨基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学奖：大阴谋》的书，揭露法国几大文学奖的黑幕：法国各大出版商已经利用文学奖作舞台相互比拼，并以自己庞大的市场占有率，向评奖委员会施加压力。与之相反的另一极端，是11月17日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颁奖，“黑马中的黑马”莉莉·塔克以《来自巴拉圭的消息》获奖，评委置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思疯狂热卖的《反美阴谋》于不顾，则又似乎要效学诺奖走冷门的习惯，刻意展示其目光独具。不管是唯市场的“评好卖”还是唯个性的“评好卖”，都偏离了颁发文学奖的初衷，使得意在褒奖文学创作的评奖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场外因素。在闭幕于11月20日的西班牙语国际大会上，年已76岁的墨西哥文豪卡洛斯·富恩特斯以自传《信我所信》摘得皇家西班牙学院文学奖。而在早些时候举行的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86岁的著名英国女作家缪丽尔·斯帕克荣获新创设的启迪奖，这个奖的颁奖宗旨是给那些“世界上最有影响和最有创意的”作家。是不是可以说，这些已经成名作家的创作和活动最能够代表一种对文化尊严本身的捍卫？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们是最珍惜自己的名誉的人，是最懂得严肃创作的意义的人？5月15日，另一位诺奖得主，尼日利亚作家渥雷·索因卡被捕——他在拉各斯参加了一起反政府示威。世间已无阿尔贝·加缪，已无布尔迪厄，已无萨伊德，惯性催趱着西方社会迤逦前行，第三世界文化人梦想着加盟欧美学府，稳稳地镶嵌在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皇冠上。世界公认的、能承担起“最后的知识分子”的角色的只剩下寥寥数人——索因卡，还有他的同胞阿契贝，他们不惜走极端地反对政府，视包括奥巴桑乔在内的一切极权势力为仇敌。他们的理想恐怕永远不可能实现，但他们还在发出声音。索因卡在诗作《我认为在下雨》中这样抒发自己的责任感：“催雨的芦笛/在顺从的优雅中吹奏，但从远方/不屈不挠，你与我的大地会合/裸露出蹲伏的岩石。”（来源：光明网/云也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