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阿翁的“政治发妻”

　　阿拉法特的“政治发妻”

　　时局的动荡不安和童年生活的流离颠沛，磨砺出阿巴斯从小自力更生、勤奋努力的性格。马哈茂德·阿巴斯，别名阿布·马赞，于1935年出生在巴勒斯坦的采法特。

　　1948年，采法特城遭到了犹太人武装组织的袭击，随后城市也被侵占，迫于无奈，阿

巴斯只好和家人一起逃到叙利亚，他们变成了那里的难民。在他12岁的时候，为了打工救济家人，他不得不中断学业。两年后，他又跨进了校门，并完成了他的初中学业。毕业后他边去当老师边在家继续学习，阿巴斯凭着毅力获得了高中文凭。之后他进入大马士革大学进一步学习并在1958年取得了法律学士学位。后来，他又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学院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和他的盟友们共同筹建了一个秘密的民族组织，这就是在1965年正式成立的著名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又名法塔赫，如今是巴解组织的主流派。阿巴斯就是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成员，1980年阿巴斯进入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后来担任执委会总书记。

　　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之初，他没有在内阁中担任任何职务，但保持着仅次于阿拉法特的“二号人物”地位。

　　阿拉法特与阿巴斯，两人的形象、性格截然相反。前者数十年来一袭军装，一块黑白格方巾，形象深入人心，可谓巴勒斯坦“教父”，无人可以挑战他的绝对权威；阿巴斯穿着西化，很少抛头露面。阿拉法特擅长“鼓动性”演讲，表情丰富，手势夸张；阿巴斯则回避媒体，离群索居，言语平实。

　　巴勒斯坦的“鸽派”

　　阿巴斯是个为民众着想的领导者，他毕生都在努力为巴勒斯坦创造一个和谐的国内与国际环境。

　　他被认为是竭力寻求解决巴以冲突方法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尤其在对待巴以冲突这个问题上，他主张与以色列人谈判，发动与犹太人对话的和平主义运动。从1964到2000年间，他出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民族与世界关系这个部门的领导，并为此做了不少工作。

　　是他，于1978年间创建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城市联谊计划”，此举增进了巴勒斯坦与阿拉伯国家一些城市的友谊；是他，作为巴解组织谈判核心人物先后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与以色列进行了14轮秘密谈判，并代表巴方签署了巴以第一个和平协议，即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原则宣言，也因此阿巴斯被誉为“奥斯陆协议”的巴方设计师；是他，积极推进了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的进程，和会召开后，他又出任巴方代表与以色列进行谈判，因此，阿巴斯被誉为“奥斯陆协议”的巴方设计师。他还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不少重要协议，对祖国的安定作了不少努力，像1993年他代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了“1993年和平协议”，在1995年，他又代表巴解组织去华盛顿特区签署了“过渡条约”，这些都见证着他为巴勒斯坦的安定作出的努力。

　　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鸽派”领导人，他始终主张和以色列人进行和平谈判，实现建立在公正和国际法基础上的公平、全面的和平，积极呼应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

　　在长期和以色列左派人物的接触中，他赢得了一定的声望，但同时，他的某些言论也引起了一些人员和组织的不满，他曾提出“纳粹只杀了几百个犹太人，而不是600万人”这个观点，虽然他近年来已正式撤回其中的一些言论，但对于近代史学家和犹太人来说，实际是一种学术上的捏造和对受害民族的轻视。阿巴斯遭到了激进组织的抨击，当他在大选前访问加沙地带时，哈马斯拒绝与其会面，并声称“因为哈马斯不愿被世人认为是支持法塔赫”。尽管如此，阿巴斯的和平谈判立场并没有改变，仍坚决不为此向激进组织低头道歉。

　　与中国关系密切

　　阿巴斯同其他法塔赫领导人一样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1964年阿拉法特曾秘密访问中国。在毛泽东主席的时代，中国是第一个(除阿拉伯国家以外的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惟一合法的代表。在邓小平总书记时代，中国是第一个(除阿拉伯国家以外的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88年所宣布的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在江泽民主席时期，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和平进程，为推动巴以和谈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更多地参与中东推和促谈。

　　阿巴斯本人曾先后3次来中国进行单独访问。阿巴斯私下称，他每次来中国，中国的面貌都有很大变化。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阿拉法特去世前一个月进行的，他跟胡锦涛主席就中东局势和巴以冲突交换了意见。他当时发现，胡锦涛主席对中东局势和巴以冲突的历史和现状非常了解。阿巴斯和历任中国领导人都很熟悉。（孟祥君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