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站消息：美国《麦肯锡季刊》12月21日一期文章发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所长黛安娜·法雷尔、麦肯锡撰写的文章，谈像墨西哥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何与中国竞争。文章认为，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出口大国，似乎出乎意料地给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企业领导上了一课。如果他们想在全球经济中创立一席之地，那就不应恐慌或者关起大门，而是必须重启改革日程。文章有以下论点：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上个世纪90年代，墨西哥成为美洲繁忙的生产工厂。但是，随着中国2000年以来取代了墨西哥的位置，27万多墨西
哥人丢掉了生产线工作，数以百计的工厂关门，墨西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至50多亿美元。并不是只有墨西哥一国心存忧虑。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及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所有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像巴西、波兰、葡萄牙和韩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生活标准不断提高使之日益难当低工资生产商和出口商的角色。这些国家不应固执地关注流失到中国的就业岗位，而应牢记这样一种经济事实：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永远成为世界低成本生产地，即使是中国，终有一天也会失去那个称号。墨西哥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不应千方百计保住低薪生产线就业，而应着眼于创造增值就业岗位。只有效益高、从事高附加值生产活动的公司取代效益低的公司，中等收入国家才能继续它们的经济发展之路。即使这样，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些国家要想原地不动也必须不停奔跑。遗憾的是，其中大多数国家把矛头指向中国，更有甚者，还提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言论，实际上是在阻碍改革。
必须自我完善几乎所有国家都担心本国就业流入他国，这个事实常被用于政治目的。政治煽动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各国必须逐步自我完善，迎接境外新竞争者的挑战。就业正在流失的墨西哥及其它国家应吸取的教训是：不要高估低工资就业的价值。此外，即使这些就业岗位值得保护，墨西哥也没有理由视中国为灾难的罪魁祸首。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工资水平仅是墨西哥的25％到40％，而且具有地理位置邻近的优势。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解释，墨西哥相对于中国之外的竞争者的工资成本提高，以及美国工业生产萎缩，两个因素共占马基拉朵拉工厂（指美国人在墨西哥开办的装配厂）自2000年就业高峰后岗位外流的80％。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海外装配活动对全球商业周期变化极其敏感，因为跨国公司往往首先调整海外生产量，然后才调整国内生产。
高附加值之路中等收入国家与其千方百计赢回低工资、低技能的装配线就业岗位，还不如采取三条根本措施发展经济。它们必须鼓励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转型，找到并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推进能够增加竞争、企业家精神和灵活性的改革。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向高附加值生产活动扩张并非要靠企业向高科技、生物技术或者纳米技术等全新行业转行，而应靠现有行业内各公司的自然“进化”。随着世界各国谋求发展，一连串类似事件相继发生：在某个行业里，公司从劳动密集型简单生产活动起家，随着时间推移，转而进入利润更丰厚的领域，比如市场营销、产品设计和尖端中级输入程序制造。例如，意大利北部的纺织业和服装业，大部分已经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但就业率依然保持稳定不变，因为各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从事服装设计和协调全球生产网工作。
挖掘相对优势为了证明自己在全球化经济中提高工资合情合理，中等收入国家必须找到自己的相对优势。例如，以前的“东方阵营”国家拥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不高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那里成了西欧公司生产外移的基地。印度受过良好教育并且会说英语的劳动力赋予它在信息技术与业务外包方面的相对优势。东盟成员国有着和欧盟规模相似的共同市场，不仅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低工资的出口基地，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市场规模上，巴西和印度也有同样的优势。所幸的是，墨西哥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它毗邻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一些墨西哥人可能视之为政治和社会负担，可是墨西哥处于设计和生产某些有必要接近终端用户的产品的极为理想的地理位置。地域上的接近性非常重要，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些像大屏幕电视和大型白色家电等商品的运费成本很高。另一个不同的例子是，在美国销售的近40亿美元的塑料瓶瓶盖市场。这些盖子用来密封软饮料和瓶装水的瓶子，体积很小也很轻，但一旦批量大，体积就会很大，运费成本就很高，所以在美国生产这些商品更经济。时效是另一个考虑。鲜活食品会变质，时尚产品或者促销商品可能会错过上架时间。在一个迅速更新的市场里，有些商品，比如电脑，本来利润就很低，而且在出厂后贬值很快。这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美国个人电脑生产商在北美组装电脑，虽然大多数零件产自亚洲。
改善经营环境随着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其它地方转移，中等收入国家可能会试图通过降低税收和其他金融刺激来把这些产业吸引回来。它们应避免这种尝试。这种努力不太可能大大影响外国投资，也不会在较长时期内抵消工资上涨。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做法只不过是把政府和社会的资源转移给跨国公司。在巴西的汽车部门，外国汽车制造商增加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因为每增加一个新岗位政府会补贴10万美元———这就导致几年之后汽车行业生产能力过剩达80％。政府不应动用税收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金融优惠，而应用于改善交通运输网络、电网以及通讯网络。此外，决策者必须在更广的经济领域里促进竞争，以迫使公司改善经营、采纳最佳经验、锐意创新并提升价值链。而发展中国家则通常关注经济特区或优先出口行业，而其他部门的竞争则很少。价格管制、关税、执照许可以及其他生产条例限制了市场介入和减少了竞争。印度50亿美元的汽车业说明，取消这些令人窒息的规章制度所带来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改革计划将各不相同。以墨西哥为例，提升经济价值链的主要障碍则是错综而又烦人的规章制度以及不够完善的基础设施。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墨西哥开展商务平均需要58天，而在新加坡只要8天，在土耳其需要9天；在墨西哥注册资产需要74天，而在美国只要12天。还有，在墨西哥，一项合同生效需要37项不同的程序，需要421天来走司法程序，而申请破产则要被拖上一年半以上。此外，墨西哥的企业所得税的比率是中国的两倍。这些问题不仅打击了投资者的热情，而且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发展。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出口大国，似乎出乎意料地给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企业领导上了一课。如果他们想在全球经济中创立一席之地，那就不应恐慌或者关起大门，而是必须重启改革日程。如果不这样做，其他反应更迅速的国家将取代它们的位置。（来源：参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