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能
在其所译的《俄国史学的新趋势：历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方法的互动》（刊于《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一文中介绍说，寻找新的题目、新的问题、新的方法是当代俄国历史研究颇具代表性的趋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沿着这个趋势，在俄国许多大学、科学院研究所里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中心。它们集中研究过去很少研究的领域，如日常生活史、
个人生活史和表象史等，同时还展开了历史学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讨论得最激烈的是关于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相互关系以及研究历史的相应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
西汉吕嘉遗族入滇的历史影响
杨兆荣在《西汉南越王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刊于《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以吕嘉遗族为代表的大批南越人被迁徙入滇，引起了当地的民族变动和户口猛增，有利于西汉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汉武帝迁徙大量南越人入滇的目的是扫除从西南方向通往大夏道路上的障碍，但在客观上开辟了从东南沿海通往西南腹地的交通，加速了西南夷中农耕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增强了他们的向心力，有利于古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官吏贪赃是元代速亡的重要原因
李治安在《论元代的官吏贪赃》（刊于《南开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官吏贪赃虽是古代政坛的宿弊之一，但元代官吏贪赃问题因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条件而来得更为突出，并且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也卷入贪赃浪潮，而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定一整套惩贪政策，但效果甚微。在造成元帝国百年而亡的诸多因素中，官吏贪赃的恶性发展无疑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