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遥远的除夕

　　范若丁

　　早就有“羊城八景”之说。但在我和几位老朋友中间，却有个羊城第九景。这多出的一景叫做“大石夜眺”。

　　那年除夕，我们几个人是在大石渡口度过的。

　　1958年我被发配到海南岛，后又被辗转送到番禺南山峡农场。与我一起去到这个农场劳动的还有几个同样名列另册之人。

　　1961年春节前几天，我与李公德等四五个人计议着要赶回广州看花街，虽然处境可悲，但春节的到来，仍然令我们产生一种莫明的兴奋。年三十下午提前收工，回工棚换上干净衣服，到江边唤来了小艇，只半小时，就到了市桥。

　　买到的是夜班车票，我们只好在街上消磨时间。番禺自古是个富裕之乡，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折腾，这时经济似略有恢复。自由市场开放了，街两旁摆了些卖青菜、番薯、细糠及甘蔗渣饼之类的箩筐。也许是为了配合除夕佳节，有一间饭店门口，居然贴出告白，供应高价米粉，5毛钱一碟，不仅免收粮票，并且是不限量供应。一时我们几个都惊呆了，哪有这等好事，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赶紧走进去，香喷喷的炒河粉迅速端了上来。半斤一碟，我们每人一开口就要三碟，一时满台都是炒河粉，真像堆积的朵朵白云，但一忽儿，云散天开，台面只剩下摞在一起的空碟子了。这是一顿多么难忘的饕餮呵！

　　无奈乐极生悲，我们搭乘的夜班车大约于夜晚九时许到了大石渡口，却遇到渡船在江心抛了锚。只好等待。渡船的黑影在江心漂游着。江面很宽。那时候这一段江面上没有洛溪大桥，没有丫髻大桥，没有鹤洞大桥，更没有华南大桥，只有几个渡口和几条渡船。渡船坏了，也就等于道路断了。

　　时间像夜色一样朦朦胧胧地从水面上滑过，气温越来越低。江风凌厉。身后的乡村正被浓浓的夜色笼罩着，偶而闪出几朵灯火，像散落的星，明灭不定。几座黑幢幢的石钟形的山岗，在微明的星光下蹲踞着，一副惟我独尊的样子。江对岸那片叫做大干围的地方，此时灰雾茫茫，但天际突然升起一道光的峰峦，隔断了夜空。

　　“那道白光下面是广州吧？”我问。

　　“当然啦，不是广州还能是哪里。”李公德接过我的话。

　　“也许花街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当然啦，你没有看到吗？”、

　　我略有所悟，“呵，看到啦，看到啦，你看那两支殷红的剑兰开得多么灿烂！”

　　“还有水仙，吊钟，桃花……”

　　远处天际似乎不断在变幻着颜色，变出了一条空中花街。

　　我们几个人近乎痴迷地一直向远方眺望……

　　“看到了吧？看到花街了吧？”李公德大声喊。

　　“嗬，我们发现‘羊城第九景’了呀，就叫它‘大石夜眺’吧。”我说。

　　腊月的寒风从江面一阵阵翻上来，快冻僵的几个人瑟索着一致表示赞成，自此大石和“大石夜眺”牢牢镶入了我们的记忆之中。

　　进城已经是夜半子时了，也就是说到了大年初一了。那一年的花街设在维新路（今起义路），凌晨一时许赶到那里，花街已散。热闹过后的街面上，散落着许多断枝残花，这些被摒弃的失意者，刹那间零落成泥碾作尘，令人不能不为之一叹。我捡拾了一枝白菊花，坐在街边石阶下，不无茫然地望着逐渐寂静下来的四周。那一夜，总算逛了花市，总算过了除夕。半夜了，只好到一个朋友家借宿。

　　如今那个渡口还在。每逢乘车从洛溪大桥经过，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往那边看看。命运是一部没有脚本的悲喜剧，四十多年过去之后，如今我住在洛溪，成了那个渡口的邻居。但我想，除夕夜那个“大石夜眺”的“羊城第九景”，肯定是没有的了。江两岸已被无数新建筑所充盈，北岸是一座座高楼，摩天连云，同市中心连成一片；南岸，一个个新屋村，一片片花园洋房，比肩接踵，一直伸向市桥。在那个等待修好渡船过渡的除夕，如果谁说要在宽阔的江面上修桥，那他说的是梦话，现在却是一座两座三座四座地不断地修起来了。四十多年前，有一个制造神话的时代，无端给人类历史留下了许多笑谈；四十多年后的现实，是当年那些热心于编造神话的人难以想像的。当年中苏两国领袖发生过一场有趣的争论，一个用公共食堂里的“大锅青菜汤”来形容对方跑步进入的共产主义，一个诗兴大发，用“土豆熟了，还有牛肉”的诗句，去挖苦对方那种“土豆加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成了双方的矛，同时也成了双方的盾，战斗犹酣，却忘记了以人为本，人们就只得站在除夕夜的渡口眺望远天了，或者人们就只得在俄历新年喝那没有牛肉的红菜汤了。

　　好友公德君就要过八十寿诞了。我想，在那欢乐、丰盛的寿宴上，他与我必定会谈起我们中间的那个掌故——“大石夜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