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九大症结

　　“网络民族主义”和“对日新思维”不太可取

　　近年来，尽管中方竭力谋求改善中日关系，日方也有所表示，但中日政治关系却日趋冷淡。“政冷经热”成为2004年中日关系的关键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再度引发中日历史观冲突。1997年，笔者曾撰文指

出：“中日关系出现这种‘经热政冷’现象，构成了1995年以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这一阶段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关键是日本政界领袖能否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1995年是战后50周年，中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举行了各种活动，期待日本能正确认识历史，永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日本一些政客及社会上的右翼势力则对此极为反感，不仅不正视侵略历史，反而以各种方式美化、否认侵略历史。这必然引起亚洲邻国的警惕，加深各国的对日不信任感。”10年来形势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2005年是战后60周年，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态度。去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会见小泉首相时明确提及此点并指出：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个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也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各种不同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小泉首相亲自确认了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二）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发生变化，中日之间原有潜在矛盾显露。20世纪70年代，正值前苏联加紧对外扩张的时期，美国从对苏全球战略出发改善对华关系，日本也力图建立起“靠美、联华、御苏”外交态势。在这一背景下，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一时期，日本右翼亲台势力受到国内外环境和日本战略需要的较大制约。尽管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日本教科书问题、日本阁僚发表美化侵略历史言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但经中方交涉或高层对话，日方都采取了一定措施纠正，使矛盾得到较好解决。例如，198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时，曾发生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经中方交涉，日本政府接受中、韩等国批评，并负责改正。同年，铃木善幸首相实现访华。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实现了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华。然而，苏联解体后，中日共同对付前苏联威胁的战略需要消失，正如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指出的：日中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利害关系发生冲突”。尽管1998年中日建立起“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对中国开始采取两手政策：在经济上借助中国经济发展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在安全方面则开始增强对中国的戒备。2004年12月10日，日本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把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问题并列为“不确定因素”。2005年2月19日，美日两国外交、国防首脑举行“2+2会谈”，明确提出应对台海局势是美日“共同战略目标”。尽管美日仍强调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但未来中美日三边关系格局有可能滑向美日在安全方面共同对付中国的“2对1”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安全战略调整中，日本已不再是被动追随美国，而是在主动借助、利用、影响美国。

　　（三）中日在石油供求关系上从互通有无变为彼此竞争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中国1993年以来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进口原油逐年递增。中日除了就俄罗斯石油管道的竞争外，围绕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问题的纠纷也给双方关系带来新的挑战。中日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与领土、海洋划界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两国关系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和战略风险。据报道，为对抗中国的东海天然气开发，日本政府已决定2007年之前拨款247亿日元，建造新式探测船，对日本划定的专署经济区进行全面调查；2005年度将另出资129亿日元用于东海资源调查和钻探开发。虽然小泉首相曾表示“不能将东海作为争执之海”，主张“日中合作”，但日方采取的实际行动则似乎完全相反。

　　（四）冷战后日本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政治右倾化抬头。据日本《新明解国语辞典》解释：日本的所谓右倾，是指“具有保守、国粹的思想倾向”。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倾向。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曾占上风，自民党内右翼势力受到党内外较大牵制。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陷入低潮，对日本国会政治力量格局变动产生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局剧烈震荡，一方面自民党由于“金钱政治”和派系分裂而一度下野；另一方面日本革新势力在历次选举中接连败北。在众议院最多时曾拥有156席的社会党在分裂后一蹶不振，后援团体“总评”工会组织解散，该党易名社民党后仍难以挽回颓势，现在众议院只有6席。自民党虽几经分裂，但仍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并可以联合其他小党继续执政。保革对立、朝野互制格局，由于以社会党为首的革新势力衰落，而让位于新老保守政党分别主宰朝野的局面，形成自民党和民主党鼎立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目前，这两党合计占据国会参众两院70%以上的议席。自民党和民主党都主张修改宪法，只是在修改的具体内容方面意见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日本反省侵略战争历史、高举护宪旗帜的日共和社民党面临相当严峻的局面。在历史问题上，日方对中方的忠告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把责任归咎于中方。

　　（五）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右翼亲台势力开始影响政权中枢。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除1978年福田赳夫、中曾根执政时期外，日本政坛基本上是被原“田中派”（后改为竹下派、桥本派）的“主流派”所控。该派与大平正芳派，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历史性贡献。但自2000年森喜朗内阁以来，自民党内原“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位置发生逆转。目前，森派在众议院有51席，在参议院有26席，是自民党内仅次于桥本派的第二大派系。2004年8月，桥本龙太郎涉嫌接受巨额政治资金曝光。原田中派——现桥本派因桥本辞去会长而陷入混乱，影响大跌。执政党内派系地位的逆转必然导致内外政策倾向的改变，也必然影响日本官僚体制的用人方针和媒体的报道口径，并作用于中日关系。随着伊东正义、竹下登、小渊惠三等人去世，野中广务、桥本龙太郎、加藤紘一、田中真纪子等人脱离权力中枢，在日本政界同中国保持友好交往关系的政治家已寥寥无几，高层缺乏沟通管道。森喜朗派原为右翼亲台势力盘踞的岸信介派，现为日本的当权派。森喜朗任首相时，小泉纯一郎曾是该派的会长。小泉当选首相后，将该派会长交还森喜朗，自称“无派阀”。森喜朗与陈水扁等台湾要员私交甚密，2004年曾访问台湾。小泉首相上台以来独施组阁权，先后任用的经济产业大臣既是自民党内美化侵略历史的骨干，又是日本政界“台湾帮”的代表人物。例如，前产业大臣平沼赳夫现任“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2004年9月小泉第三次组阁进一步突出“小泉主导”和“森派特色”。而台湾当局也认为在拓展对日关系方面有机可乘，竭力鼓吹台日面临中国的“共同威胁”。双方一拍即合。这就不难理解，李登辉为何得以以“观光”名义访日而在日本决策层内部未遇阻力。

　　（六）外务省内的“知华派”受压，日本决策出现内阁中心及首相独断现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为加强对华外交，培养了一批懂中文的外交官。他们作为外务省的公务员，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为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有良知的外交官在中日之间因历史问题或台湾问题发生矛盾时如实反映中方的观点，已引起日本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但当时，有历届相对温和的内阁为他们做主，外务省在对华外交方面仍然倚重这批“知华派”。中曾根执政时期，当时的外务省在安倍晋太郎外相领导下，对华外交是在增进经贸关系的同时，重点防止和妥善处理两国在政治关系方面可能发生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中曾根与中方创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初衷。当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方谴责后，他从反省日本侵略历史和尊重亚洲邻国感情出发，决定任内不再参拜。1986年9月3日，中曾根首相郑重表示：“所谓甲级战犯的合祀问题，从对方国家来看，总理大臣公式参拜祭祀有对本国遭受侵略的大规模战争负有责任的领导人的场所，等于表扬这些人，刺激国民感情。我们是亚洲国家，所以还是要对大战反省，接受教训。这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宿命”。从那时起，日本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不前往参拜靖国神社已成惯例。即便1996年桥本首相曾经以个人身份在自己生日那天破例参拜，但在中方提出交涉后也不再参拜。

　　然而，随着森喜朗派在自民党内掌权，外务省负责中国方向的外交官也受到直接冲击。过去与自民党主流派田中——竹下——桥本派关系良好的外务省“知华派”为维护日本国家利益，避免日中关系恶化的苦心，经常被国内强硬派指责为对华软弱。2001年中日之间因日本教科书问题发生矛盾时，日本外务省官员竟成为日本右翼媒体点名攻击的对象。2002年5月8日，5名朝鲜人擅闯日本驻沈阳总领馆事件，在日本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中国武警战士保卫使馆的行为被歪曲为“侵犯”日本领馆。此后，外务省的“知华派”进一步受到国内的指责、打压乃至“清洗”。“知华派”的建议往往被对华强硬势力视为“讨好中国的应声虫”而被封杀。一些真心想促进日中关系发展的外务省人士，在国内政治右倾化压力下，发言权和作用相对下降，难有多大作为。尽管日本国内相当多的人感到日中关系已经出现危机，但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我行我素。

　　（七）日本是个等级森严、各守其位的国家，上梁不正，下梁易歪。由于家庭教育、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等，“越位”、“抗上”在日本社会是行不通的。在通常情况下，下级是绝对服从上级的，有不同看法可以保留但不能公开反对上司的主张，这就容易形成一种无声的“多数”倾向。而日本又是一个“从众”心理比较普遍的国家。再加上人事竞争与左迁更迭等内部任用制度，谁要与众不同地跟上司唱反调，只能受到孤立和冷遇，或本人已决心脱离原来所属单位及群体。同时也要看到，这绝不意味着“日本没好人了”。笔者接触的许多日本朋友如今仍然坚持日中友好，并不赞成小泉内阁的一些做法。日本的社会思潮与权力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日本选民在选举中还是可以行使自己的选择权的。尽管前景不容乐观，但从日本国民性角度看，一旦维护和推进日中友好的政府上台，日本舆论的导向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对华友好仍将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

　　（八）日本是个尊崇实力、与强者为伍的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心态复杂。在国际上，日本“等级森严、各守其位”的民族特点也会有所表现。历史上日本“脱亚入欧”就是要追求与欧美列强的平起平坐，以求君临亚洲。现在，日本仍十分在意本国的名誉，追求提高本国国际地位。与此同时，日本认为超级大国美国处于日本的“上位”，无论对错，日本只能遵从现实。针对所谓通过加强中日关系来削弱美国霸权的主张，日本一些人只会暗笑你还不懂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实际上一直没有把中国放在平等地位看待。日本是个重报恩而不愿负债的民族。尽管日本一些人出于“同情弱者”的善意或对过去战争的愧疚而主张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但另一些人则隐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债权国心态：希望通过经济“援助”使中国对日本尽“义理”，在历史问题上免开尊口。然而，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快于日本，虽然中国经济规模仍仅为日本的四分之一，但中日国力对比毕竟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日本一些人不适应这种结构性变化的趋势，不愿看到中国崛起；针对接受日方ODA的中国仍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认为这是没有对日本尽“义理”，是打“历史牌”；对中国在日本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的批评，感到是骑到自己脖子上“下令”，极度抵触。所以尽管中方认为日方的一些做法岂有此理，而在日本右翼政客看来则是“理所当然”，甚至还要在受到谴责后刻意揪中国的“小辫子”反客为主地“抗议”一番，以求心理平衡和洗刷“羞耻”。对这样一个邻国，原则一定要坚持。

　　（九）就中国而言，国力毕竟远未达到美国的程度，对日“情绪化”和“理想化”均无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政治矛盾上升，国民众友好感情下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但客观地讲，中方也有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例如，近年来中国人在日本刑事犯罪问题便严重有损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此，中国政府需继续加强同日本警方的合作，并努力进行遵纪守法和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教育。近年来更值得重视的是，伴随中国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公众对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问题的关心及参与程度大为提高，这本身是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信息的多元化、多样化也容易给外部世界理解中国的政策造成判断上的困难乃至误解。应该承认，目前，中国人对日本了解得仍然有限，研究得尚不全面深入，但中国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则催生了对日言论的“自由化”。近年来，中国国内出现两种对立的对日主张和倾向。一是所谓“网络民族主义”；二是所谓“对日新思维”。无论这两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客观上都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前者的一些过激言论及亚洲杯“球迷事件”并不符合中国的对外政策，并引起日本民众的普遍反感。而日本一些人就是企图通过把这些归咎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为本国的政治右倾化开脱；一些人甚至企图通过不断刺激中国，加剧中国的这股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最终成为一把矛头可以转向中国政府的“双刃剑”。作为后者的“对日新思维”，虽然以批评前者的面目出现，但缺乏对日本政治变化的深刻了解，甚至说出一些日本右翼想说的话。结果不仅进一步造成前者的激烈反弹，而且被日本右翼舆论所利用。近年来，日本一些媒体对所谓“对日新思维”进行了前所罕见的炒作，甚至把某些文章的作者杜撰为中国新领导班子的政策智囊。对于这种国际政治中典型的“情报谋略”和“情报操作”，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意在以此诱导中国按他们的意志调整对日政策，但实则只起到误导日本对华政策的作用。就中国而言，对日言论“自由化”并不可怕，有不同观点也是很正常的，可怕的是由于缺乏对日本的真正了解而犯有违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观主义错误。（人民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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