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变化成为计划的一部分

　　很多年前，法国著名作家、诗人和医生杜亚美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关这个世界的奇奇怪怪的事，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先不要笑，仔细听着，让他再说一遍，让他解释；不要怀疑，有些事是值得注意的。”在很久以前，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水手，而今天，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智库中人。

　　“让变化成为计划的一部分”，是一句有名的广告语，但同时也是各国智囊在这个变

化莫测的世界的特殊使命。在过去，国际关系曾经纯粹属于外交人士、政府官员和国家的范畴，而如今，决策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一系列新的角色，从NGO到智库。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阐释的那样，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信息越来越丰富的世界里，政府和决策者个人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如何使专业知识为政府的决策服务。决策人需要关于世界和他们所管理的社会的基本信息，了解目前政策的效用，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选择及其代价和后果。

　　美国人对智库的深刻认识与智库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在美国，智库有着十分清楚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为社会所欣赏，为政府所接受，也为企业和利益集团所支持。美国智囊机构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主动性和市场化，它们毫不隐讳自己影响决策和舆论的主旨，并采用许多公开的手段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它们的观点和策略。

　　这一系列手段包括：举行讨论各种外交政策议题的公开会议和研讨会，鼓励机构中的学者到大学和各社会群体中举办讲座，为立法委员会提供证词，鼓励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和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意识地加强在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上的知名度，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和个人的博客（网络日志）等等。

　　美国智库的工作成效是十分明显的。在过去若干年中，华盛顿的诸项重要决策无一不见智囊的建言和理论痕迹。尽管不能捕捉和预见到所有变化，但至少在加强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升政策的智能厚度等方面，智库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事实上，使美国智囊机构有别于其他一些国家智囊机构的，正是它们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的能力，以及决策者向它们征求政策咨询的意愿。

　　让美国的智囊人员感到“骄傲”的是，他们与政府、舆论和公众已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在政府中，伴随着美国外交“民主化”程度的扩大，知识界特别是智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几乎垄断了美国外交思想的“话语权”。这些人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现，凭借自己拥有的知识资源，成为剖析时政、指点迷津的权威，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被邀请到政府的关键部门做事，以实践他们的主张。斯坦福大学的赖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有一些政府中人，在离开政府后，把智库当作一个很好的中转站，拉姆斯菲尔德当年跟随老布什下台后就曾经在传统基金会里“韬光养晦”。这些人的到来，也使得智库充满了特别的“活力”和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智囊人员有着非常有效的整合，看上去松散、自由，但却有着明确的研究和行动指向性，在他们的影响和作用下，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的制定方面有着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策划，有实践的意见，也有思想者的建言，更有民众意愿的策略性体现。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许多事情都想到了前面，不仅避免了因形势误判而陷入被动，也使得一些危机得到有效的控制。

　　美国的情况很值得我们借鉴。在类似中日关系、朝核问题、中美关系等问题上，不仅需要中国的智囊人员对相关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和分析，就政策方面的当务之急提出建议；同时也需要他们通过媒体向国内外公众解释政策，推进中国的公众外交，赢得民意理解和支持；更需要以其为核心力量建立“议题圈”，使不同领域的决策人士能够为某一政策议题或问题聚集到一起展开讨论，并一同推进相关事务的良性发展。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入世”传统，对现实的关照意识和活动能力都非常“出众”，一旦得到有效整合和能量释放，将会对“外向中国”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并真正使越来越多的变化成为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