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敌人

　　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约会议上发言的人常常会引用这样的诗句：“我们还聚在集市上等什么呢？野蛮人今天就要来啦……这突如其来的不安和这茫然神情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街道和广场一下子空空荡荡，为什么人人回家都茫然若失？因为天黑了野蛮人还没来，从边境回来的人带来消息，说再也没有野蛮人了。如今没有野蛮人，我们成了什么？那些人曾经是一个答案啊。”也正是从那时起，北约和大西洋联盟都发现，找到这样一个“答案”似乎并不十分容易，直到“9·11”事件的发生。

　　还是在1997年，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就曾意味深长地问道：“当一国的敌人均最终消失，使它的存在再也不受威胁从而没有外部力量再激发它的活力时，它的国家特性感会怎样呢？”而布热津斯基则坦率地说，“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从这个角度看“9·11”前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也许就比较清楚了。

　　应该说，对美国人而言，有一个敌人的存在是有着相当的意义的，它不仅意味着军工事业的蓬勃发展有了充足的理由，也意味着民族活力的保持和国家特性的强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94年，有两位美国学者警告说，冷战的结束“将会损害全国的凝聚力，种族和地区之间的分歧会随之露头”。而布什的“运气”也正在于，在他最弱势的时候，恐怖主义———这一新的敌人的出现，不仅空前地凝聚了美利坚民族，也在客观上增强了他的领导地位。

　　正如亨廷顿所说，对于美国而言，理想的敌人该是在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是这样的敌人。

　　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美国的这个“敌人”既没有落实到中国身上，也没有延续到俄罗斯身上，而是在一夜之间锁定在了国际恐怖主义身上。在那以后，“中国威胁论”乃至“俄罗斯威胁论”都不再占有主要的“市场份额”，因为人们很清楚，在没有打赢反恐战争之前（而这场战争已被广泛视为是一场持久战），与中国或俄罗斯为敌没有现实意义，更何况，美国在反恐战争等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需要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理解与支持。

　　但新保守派还是希望“敌人”能够具体化。在《终结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一书中，新保守派干将理查德·珀尔和戴维·弗鲁姆便把朝鲜和伊朗绑定为需要进一步“处理”的对象，倒萨的成功使华盛顿的鹰派感到热血沸腾，他们相信，取得下一次军事胜利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不过，历史的阴影总还是提醒人们比较理性地考虑决策的后果。尽管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教训还是时时提醒那些决策者和他们身边的人，不要因为“同一块石头”跌倒第二次。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美国人宁愿奔赴德黑兰，而不是平壤。

　　像西进时期的那些聪明的牛仔一样，布什的团队很清楚，仅有蛮力很难实现征服的目的，还需要审时度势。人们注意到，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打击对象大都是经过慎重选择的，要么是格林纳达那样无还手之力的小国，要么就是众叛亲离的塔利班政权和腐败空虚的萨达姆政权，而很少有那种实力强劲和极其难缠的对象。

　　而这也正是造成美军战无不胜假象的一个关键所在，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在五角大楼里的鹰摩拳擦掌准备“下一次漂流”时，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没有忘记提醒布什政府，优势地位并不意味着无所不能，也不意味着美国无需任何人的帮助就可以开始和结束一切。

　　事实上，反恐战争的艰难处境，既表明了美国力量的局限，也显示出布什政府在“寻找敌人”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尽管白宫始终强调恐怖主义是美国的头号敌人，但在有些时候，华盛顿的政客们嘴上挂着的敌人和心中想着的敌人往往并不是一回事，这也在客观上使得美国错过了在阿富汗战争后乘胜追击“基地”组织的良机，“基地”组织的死灰复燃、基地的“意识化”和伊拉克的困局，都折射出打着反恐战争旗号、夹带政权更迭“私货”的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