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19世纪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体制成型的世纪。这种成型不仅得益于古代理性的探讨精神和17-18世纪社会科学理想的传播和当时的社会环境，19世纪出现的实证科学、博爱精神和进化观点也为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现代社会科学的成型以19世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还加上东方学）的学科化、制度化、独立性和国际化为标志。

　　所谓学科化，是指这些科学分支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采取统一的名称，具备一个明确的界定。一般而言，这些学科之间存在着三条分界线，即现代/文明世界与非现代世界（人类学与东方学）的分界，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的分界，在以探讨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存在的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的分界。[i]制度化指的是这些学科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科目，修完相关课程后学位的授予，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会的成立，各个学科有了具有时代性的代表人物：兰格[ii]、孔德[iii]、大卫·李嘉图[iv]、爱德华·泰勒和弗雷泽[v]以及法国的托克维尔、英国的白哲特和美国的威尔逊[vi]等人可分别作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代名词。所谓独立性，是指这些学科已经从神权和王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也与思辨哲学分道扬镳。所谓国际化，是指交通的便利使学者间的交流、科学期刊的发行与学术会议的召开变得十分便利，尽管这种国际化主要局限在欧美。[vii]

　　这里需要强调与学科建设有关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学科及其相关话语的形成与两种基本的条件有关：与学科直接相联系的学术条件和学科形成时的经济社会条件。[viii]另一个与学科进展相关的重要因素是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多伊奇等人进行了一项“19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的项目。他们的选择虽然以理论、方法和结果三者的结合为标准，但研究表明，1900-1965年间的62项成就几乎全部具有理论性的贡献。[ix]

　　学科的确定是一件好事，它使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更加规范化。然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也为认识和理解人类及生存环境设置了一些障碍。每一个专业学者均以自己的专业为骄傲，对相关学科的成就或视而不见，或不愿越雷池一步。谋求教职的最主要条件即是受过同一专业的严格训练或有指定学科的博士学位。在某一学科的正规杂志上发表论文成为鉴定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学术职称的提升也以提交或发表相关论文为重要依据。这些既成为学科的规范和标志，也成为了学科的自我保护网。这种自我限制在二战以后受到了冲击。

　　新的形势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新的需要。学科及其分支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往往要经过一番曲折。以发展经济学为例。二战以后，为数众多的亚非国家先后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要求发展经济。传统经济学主要解释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由于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理论指导，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194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Galbraith）开始在哈佛大学讲授“贫困与经济发展之经济学”。他的这一举动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置疑。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回忆了当年同事们对这一门课所抱的怀疑态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贫穷国家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并不存在的。”到1955年，这种情况也彻底改变，“将贫穷国家的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贫困中拯救出来的研究的触目程度，是其他经济学领域望尘莫及的。”[x]现在，发展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吸引了大批研究者。

　　美国的“地区研究”（areastudies）在战后的崛起值得注意，它整合了各学科的专门人才，对苏联、中国（或东亚）、拉美、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中欧和东欧、西欧进行综合性研究。这种学科整合将专家学者集中在统一的机构或项目中。虽然学者分属不同学科，但他们对同一地区有共同兴趣，因此联系密切，完全跨越了学科界线。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举国震动。次年，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案”，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发展地区研究，致使美国在这一领域很快独占鳌头。[xi]地区研究的独特性表现为它是多种需要的互动。从认识论而言，它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从实际需要而言，它是国际政治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从学科功能而言，它是学术领域与教学领域的互动。沃勒斯坦认为，地区研究使社会科学的三条界线受到了挑战。这种对学科正统的挑战目前来看比较成功。[xii]

　　1970年代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综合研究领域异军突起的新例证。[xiii]

　　上述三个事例分别说明了国际学术界传统学科体系的分解与相互整合。这都是近50年内发生的事，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应该有所启示。当然，社会科学各门学科既有成功，也有失败。[xiv]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华侨华人的学科建设牵涉到视角和层次等多个方面。视角指通过历史的或现实的、多维的或单维的角度对华侨华人研究进行总结，以对未来研究有所裨益。层次主要指学科的形式和学科的内容，或曰技术层面和实质层面。学科形式的建设包括这一领域在学术上究竟应占有何种地位，即“名份”的问题，[xv]从形式上对华侨华人研究进行学科定位，以确定未来研究工作的方向。学科内容的建设则更为复杂。[xvi]形式和内容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下面就华侨华人学科定位的局限性与可行性、华侨华人学研究对象的辨识标准、华侨华人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华侨华人学的挑战与机遇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批评和讨论。

　　[i]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6页。他还将东方学算在最早学科化的门类，参见第24-26页，39-40页。

　　[ii]德国历史学家，确定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标志：尽可能排除个人感情，善于使用时代资料（特别是档案），创建了历史教学的“研讨班”（seminar）形式，建立了“使史学研究方法革命化”的著名学派。“兰克是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家”。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5页。

　　[iii]法国学者、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他最早在1838年采用“社会学”一词，并在《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英国学者斯宾塞也被称为“社会学的真正创始人”。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治学领域广泛，涉及自然科学及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并力图从整体上创立一个关于知识的总体系。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之一。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包含社会有机体和社会进化两大原则。他的社会学代表作有ThePrinciplesof Sociology, (3Volumes,1876-1896)。关于斯宾塞国家形成的观点，可参见李安山：“国家起源的困惑：冲突论抑或整合论”，《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iv]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重理论分析，“他远比魁奈更当得起现代经济学之父的称号，因为他搞出了我们认为是建立模型的分析方法。”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1974]，第14页。

　　[v]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代表作为《原始文化》（1871）；弗雷泽的主要著作为《金枝》（1890）。达尔文和摩尔根也被称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创始人。民族学在美国通常称为文化人类学，在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关于西方民族学的历史，参见戴裔煊：《西方民族学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vi]托克维尔的代表作为《旧时代与大革命》（1856）；白哲特的代表作为《英国宪法》（1867）；行政学的奠基人威尔逊的代表作为《国会政府：美国政府研究》（1885）。政治学首先于1880年在美国获得独立地位。

　　[vii] 关于科学技术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参见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特别是第388-428页，第469-85页，631-44页。

　　[viii]福柯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知识的产生。他描述了精神病学科于19世纪初出现时的条件。“在探讨这一新型学科时，我们发现了两种东西：在这个学科出现的时代中，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和在经济中决定了概念、分析和论证的巨大变化的东西，这是存在于住院、进精神病院，社会排斥的条件和程序、法学规则、工业劳动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标准之间的各种关系的作用。简言之，这是一个标志着这种话语实践的陈述形成的整体。”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30-31页。

　　[ix] Karl W. Deutsch, John Platt & DieterSenghaas,“Conditions Favoring Major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cience,Vol.171, No. 3970 (1971),pp.450-459.62项重大进展的学科分布为心理学13项，经济学12项，政治学11项，数学统计学11项，社会学7项，哲学5项，人类学3项。

　　[x] John Galbraith ,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79, p.9.

　　[xi]关于美国的地区研究，可参见理查德·兰姆伯特的文章，“地区研究在美国”，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94-216页。

　　[xii]也有学者对“地区研究”这种方法提出异议，如弗莱彻认为这种地区研究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眼光、甚至更狭隘的地方眼光”；弗兰克则认为这是一种“纵向分割”。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56页。弗莱彻的原文，参见JosephFleecher,“Integrative History: 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Early ModernPeriod, 1500-1800,”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9(1985),pp.37-58.

　　[xiii] Jason P. Abbott & Owen Worth, ed.,Critical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 2002. 还有很多其他新的研究领域的（重新）出现，如历史社会学、社会生物学等。

　　[xiv]　Daniel Bell, 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War,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82, pp.38-50.

　　[xv]“现在提出华侨华人学并非是马上要争一个‘名份’，而是应将华侨华人学自身的发展问题即学科建设摆上议事日程。”郭梁：“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与学科建设——浅议‘华侨华人学’”，《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页。

　　[xvi]“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既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作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researchsubject)、区域研究(areastudy)和学科研究方法(disciplinaryapproach)，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吴小安：“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与经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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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定位：可行性分析

　　李国梁教授在近作中提出，华侨华人研究应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诸多学科中的一门独立学科”。[i]从上述的分析看，条件尚未成熟。其主要原因是华侨华人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特殊性群体。换言之，它在学科意义上缺乏比较的倾向，这一点从根本上制约了它的普遍性。那么，华侨华人的学科建设是否希望渺茫？并非如此。首先，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华侨华人研究正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的国际性华侨华人学术组织相继成立，如“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和“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联合会”（WCILOCS），国际会议每年在多个国家召开，新的研究机构不断涌现，研究项目增加不少，[ii]有关华侨华人各种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iii]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令人鼓舞的学术现象。[iv]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研究的态度也在改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了给制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1996-2000）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曾于1994年10月到1995年6月组织各评审小组对23个学科进行了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调查。类似调查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九五”规划的制订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华侨华人研究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所占的位置如何呢？由张椿年主持的“世界历史”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研究与著述”中第6个专题“地区史”中的“东南亚史”部分提到了“华侨华人”。报告在“学术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中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之一即为“关于华人同化与认同问题”；在今后应着重研究的6个问题中，华人问题占了两个，即“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和“华人经济的演变”。[v]由此看来，华侨华人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占有一席之地，但却是十分边缘的位置，即属于历史学-世界历史-地区史-东南亚史的范围。此外，周南京先生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12卷，1800万字）的首发式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庆功会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谭天星的“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持续与族群关系的演进”获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青年论文优秀奖；《广西通志·侨务志》荣获全国地方志奖一等奖；邓蜀生的“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几点思考”被列入《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世界历史卷》（2000）；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被齐世荣先生在由中国史学会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中列为“填补空白之作”。这些都表明华侨华人研究已逐渐在中国的学术界引起重视。其次，关于学科的研究方法。皮亚杰指出，“当研究者把可检验的东西与只能思辩或直觉的东西分开，制订出适用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专门方法——可以同时是比较法和验证法，这时，研究才开始进入科学阶段。”[vi]这里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方法的科学性，即这种方法必须与哲学的思辩方法和缺乏理论概括的直觉方法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方法的专门性，即这种方法对该学科有独特的意义，不论是比较法还是验证方法。只有运用了这种科学方法，研究开始进入科学阶段，学科也正式进入科学状态。从根本上看，华侨华人研究并不具备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它往往倾向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实际过程中也确实受到历史学的史料收集、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经济学的模式分析等方法的影响，有的研究偏重于定性分析，有的研究强调计量统计，有的重视历史的视野，有的重视现实社会，还有的则综合各家之长。当然，这一点对华侨华人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发展和需要使学科界限被逐渐打破，学科方法的互相借用已十分普遍。实际上，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都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即存在着多学科的兴趣和方法。19世纪的学科分类使学科的交流受到一些负面影响。[vii]多伊奇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62项重大进展中，大部分受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方法的影响。1900-1929年间，约一半的进展受此影响，1930-1965年间，近三分之二的研究贡献受益于跨学科方法。[viii]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已相当普遍。政治学著作中开始用档案作为资料，社会学著作注意以历史观来探讨权力的变化；历史学也通过实地考察来展示人类社会的演进。[ix]再次，中文“学科”意义的表达。中文有多个词与学科有关系，如“研究”（study,studies）和“学”(英文后缀-ology,如Sinology）、科学（science,如politicalscience）等。“科学”一词且不论，“学”和“研究”者，可指“学问”，亦可谓“学科”。由于“学”的意义宽泛，包容性强，因此在中国出现了诸如以研究地区而命名的“敦煌学”、“徽州学”、“潮州学”等，以研究族体而命名的“藏学”、“客家学”，研究某一专题的“发展学”、“农民学”、“现代化研究”、“妇女研究”等。从这种相对宽泛意义上的“研究”、“学”和“学科”而言，我们提出“华侨华人学”或“华人学”是完全可以成立的；[x]这与“莎士比亚学”、“埃及学”或中国学科分类中放在三级学科“中国古代契约文书”中的““敦煌学”[xi]有相似之处。华侨华人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决定了它是一门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的交叉学科。这种通过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用而定位的方式与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地区研究”颇为相似，即集中各个学科的特点与优势来从事所定对象的研究。然而，它与地区研究至少有三点不同之处。其一，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了解各个地区的情况。[xii]华侨华人研究则更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首先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兴趣，然后才在中国兴起。其二，地区研究存在着一种普遍性。各个外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化的研究者各有专长，他们被统一在“地区研究”这一个领域里各施其长。华侨华人研究则有所不同，学者的联系相对较为松散。当然，这与学科的成熟和组织程度均有关系。其三，华侨华人研究的层次多于地区研究，它可以说是一个“多位一体的层面”，即世界层面、居住国层国、中国层面、华侨华人自身社区层面或其他层面。[xiii]最后，学科建设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层次。诚如李国梁教授所言，“学科与学科建设是不同的概念，学科建设强调的是强化学科意识，其核心是学术建设”。[xiv]一方面，华侨华人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概括上均已逐步成型，并正在形成自己的规范。《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出版更为这一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要使华侨华人研究与其他既定学科看齐，在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和理论视角、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估等方面应下一番功夫。这些都是学科建设的研究课题，大有可为。为了方便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为华侨华人学下一个基本定义：华侨华人学是以移民海外的华侨（保留中国国籍）和华人（已入居住国国籍）为对象的跨文化、跨族体、跨社区、跨国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目的在于客观揭示这一社会的起源、结构、功能及其与各方面（特别是居住国与祖籍国）的关系，系统探讨其移民、生存、适应和发展的规律。从学科建立的技术层面看，作为一门综合性研究，华侨华人学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建议设立“跨学科研究”这门学科（可包括地区研究、农民学、妇女学、发展学、现代化研究等），华侨华人学在该学科内自立门户；一是将其置于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内（如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内，这需要学者们进一步论证。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华侨华人学目前尚难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可以也应该成为一级学科以外的学科分支。这也是大家正竭力争取的目标。[i]郭梁：前引文，第6页。[ii]如英国社会经济委员会设在剑桥大学的福建新移民项目和荷兰设立的中国侨乡项目。近期研究成果可参见FrankPieke, PalNyeri, Mette Thunoe? & Antonella Ceccagno,Transnational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4; Hein Mallee & Frank Pieke, eds.,Internal and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London: CurzonPress, 1999. 此外，还可参见《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Migration）杂志2003年的特刊, FrankLaczko, ed., Understanding Migrationbetween China and Europe,Vol.41(3) Special Issue1/2003.英国学者班国瑞（GregorBenton）也申请了一个项目，正在计划进行关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研究。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系的华人教授李胜生目前正在从事对有关加拿大移民的各种资料数据进行联网整理（IMBD）的国家项目。参见PeterLi,“The use of administrative data in research on Chineseimmigrants inCanada,”在2003年3月13-15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日本设立的华人研究项目也不少，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华商网络历史研究项目和富士通研究所设立的东亚华人企业研究计划。近期研究成果可参见JunkoTajima,ed.,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EU:Exploring for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Networks, Tokyo:Junbunsha,2002. 此外还有澳大利亚学者的海外华人资本主义项目等。[iii]关于东南亚的研究状况，参见吴小安：前引文；还可参见其新作Wu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Making of a Malay State,1882-1941,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3,pp.7-10.关于日本的研究，参见李国梁：“二十世纪日文华侨华人著作选介”（上、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2-70；第3期，第69-76页。关于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近年来的研究，参见李安山：“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研究：机遇与挑战——兼论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世界华商经济年鉴，2000-2001》，世界华商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2001年，第452-462页。[iv]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卷首语；周南京：《风云变幻看世界》，香港：南岛出版社，2002年，第67-76页；周南京：《华侨华人问题概论》，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梁志明：“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梁志明主编：《面向新世界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42-755页；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第187-194页；庄国土：“前言”，庄国土、黄猷、方雄普主编：《世界之交的海外华人》（上卷），福州：福建人民出出版社，1998年。[v]学术界争论的另外两个问题为“古代东南亚社会形态问题”和“东南亚近代社会性质问题”，应着重研究的其他四个问题为“东南亚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东南亚各国关系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东南亚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北京：学习出版社，1997年，第465-466页。[vi]皮亚杰：前引书，第19页。[vii]即使在现代学科兴起的19世纪，多种学科的交汇也有所表现。如斯宾塞是社会科学大家，研究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主要著作有SocialStatics(185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 Volumes, 1855),FirstPrinciples (1860 -1862);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3Volumes,1876-1896); Principles of Morality (2 Volumes,1879-1893).这些著作由爱泼敦公司(D.ton & Company)以《斯宾塞综合哲学》（Spencer’sSyntheticPhilosophy）为题出版。中国著名的学者蔡元培先生和梁漱溟先生也可称为社会科学大家。[viii]Deutsch, JohnPlatt & Dieter Senghaas, “Conditions FavoringMajor Advances inSocial Science,” p.458.[ix]关于政治学著作中多学科方法的典范，可参见Samuel P.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1957],该书引用了相当数量的美国政府（包括国防部）档案。关于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参见Michael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thebeginning to A.D.1760,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7.作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历史知识，社会学理论不能发展。”参见该书第5页。关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典范，参见K.O.Dike,Trade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 NewYork,1956.这是一部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著作，作者突破了以文字记录作为史料的禁区，开始使用人类学资料（实地采访的口头传说）作为史料。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历史学卷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此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非洲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参见GeoffreyBarraclough,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Holmes & MeierPublishers,1979,p.111.吴小安博士的新著除大量使用档案资料外，也查找了族谱、碑铭、地方记录和进行访谈，这也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x]当然，与其相对应的英文译法并不统一，如Chineseoverseas studies，overseas Chinesestudies，ethnic Chinesestudies等，而华侨华人的英文译法，除上述三种外，还有Chineseimmigrants, Chinese diaspora等。[xi]“中国古代契约文书”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一类，将“敦煌学”归于此类之不妥从字面上即可看出。参见《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第93页。[xii]美国的地区研究与现代化研究联系紧密。关于社会科学与美国政治的关系，可参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xiii]本人在此参照了吴小安博士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层面”（中国、居住国和华侨华人社区）的提法，参见吴小安：前引文。本人在此加上“世界层面”，这主要是因为将世界华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有可能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目前已有一些关于世界华人整体的专题研究，如世界华文教育研究，唐人街研究等。[xiv]郭梁：前引文，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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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华人学：研究对象的定位及辨识标准

　　华侨华人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也是问题吗？确实。华侨华人如何定义？从政策角度上说，华侨是指“中国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华人“也称外籍华人，是指华侨的后裔已加入或取得住在国国籍者”。[i]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不仅在中国大陆存在着对华侨、华人这一研究对象进行界定的问题，中国台湾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最近在台湾举行的“五十年来两岸侨务政策之比较”学术论坛的议题之一即是对“华侨的范围”进行界定。[ii]学术研究是不能用政策来代替的。学术研究有自己的定位和独立价值，它不能与政策研究等同。华侨华人学也是如此。王赓武先生对华人有两种分类法，一为纵的分类法，即移民形态的历史分析：最早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华商、19世纪的华工、后来的华侨以及他们的后代华裔。[iii]这种分类从华人迁移国外的漫长历史中抽象出来，十分形象而贴切地描述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另一种为横的分类法，即根据移民目标国分为三个类型：最早移居并继续移居在中国邻近地域里的华人、散居在民办上发展中国家的华人和移居到西方工业国（特别是近年来移居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iv]这也是一种概括。然而，如何辨识华侨华人呢？由于学术界采取的似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想当然”的处理办法，这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华侨的辨识一般相对容易，主要因为他们仍保留着中国国籍。[v]什么是华人？辨识的标准是什么？无论是社会生活或是学术探讨，这确实有一个主观认同和客体认可的问题。[vi]对华侨华人的辨识有一些共同之处。从主观上看，有的人希望人家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华侨或华人；[vii]有的人则到国外后为生计着想开始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有的人则希望永远记住这种身份；[viii]更有的人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ix]当然，对于认同自己的华侨或华人身份的问题，还有各种其他态度。[x]这里的“客体认同”是指华人群体以外的社会是否将某一社会成员作为“华人”看待。任何一个国家均存在着不同的民族集团。这种集团主要有以下特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集团成员往往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集团成员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团体而存在，也知道其团体不同于其他的人。[xi]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华人集团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移民群体和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这种特点使客体认同显得尤其重要。客体认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关键却是与权力和利益有着直接联系。当一个社会受到某种困扰（经济危机、政治斗争或对外战争）时，社会成员往往会将矛头转向同一社会的异己份子，即移民、少数民族、某种弱势群体或集团的成员。换言之，这些集团异己份子的身份在平时可能并不重要，但一到危机时刻，对他们的“族体认同”就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他们也就成了转移社会矛盾的“替罪羊”。以美国社会为例，黑人、华人、日本人和现在的阿拉伯人均在不同历史阶段成为一种矛盾的焦点和政治经济困境时的牺牲品。印尼的华人在经济困境时也往往成为牺牲品。我将这种现象称为“替罪羊现象”——在国内危机或国际矛盾激化时将社会的某一有关联的非主流群体作为责怪和发泄的对象。华人的客体认同与华人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因为一个群体总是被外界认为具有一些特点。这种“成见”（stereotype）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区别异己份子的特征。AdrianChan在他的近作“论作为华人”的论文中对“作为华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外界看来，华人可以有多种特征。他们可从族体上和政治上是华人，只要父亲是华人（台湾从1999年开始规定“华人”的父母双亲均需是华人）；“华人”也可以是指具有一种“中心王国心态”（CentralKingdomMentality）的人。香港的华人企业家甚至被描绘为“本质上基本是持儒家思想”（basicallyConfucian innature）。[xii]当然，“华人”的客观认同往往是与其居住的社会环境即即居住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联的。对华人辨识的困难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绝大部分迁出时间较早；其二，他们已基本上融入当地主流文化。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出辨识少数民族华人的五条标准，并认为这些标准对辨识华人具有普遍意义。这些标准包括记录（Records）,祖籍地（Origins）, 客体认同（tive Chinese）,迁移时间（MigrationTime）和主体认同（SubjectiveChinese）。存在某种历史记录说明其祖先来自中国；有证据表明自己或家族成员的祖籍地是中国；具有某种客观标识（主要指体质特征）并保留某种中国文化标记；须是在居住国立国后迁去的才算华人；自己愿意认同华人或华裔身份。[xiii]一般而言，中国国力与华人的主观认同成正比。与主观认同相联系的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时间差与距离比。“时间差”指迁出的时间与主观认同的可能性成反比，即移民的时间越久远，主观认同的欲望和可能性相对较小；“距离比”指华人的所属国与中国相距较近，主观认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关于辨识标准有两点说明。第一，华侨华人学研究对象的身份不应以移民方式来确定，而应以是否定居或入籍他国来确定。这是十分重要的。对因政治原因迁移国外的华侨华人也应以同样标准来确定身份。第二，这种对海外华人的辨识必须建立在承认他们目前对所属国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i]《华侨华人概述》编写组编：《华侨华人概述》，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1993年，第1页。[ii]“中华民国政府侨务政策的变与不变”，《侨务杂志》，第81期（2003年6月），第19页。[iii]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8-205页。他认为，“华侨形态仍残存着，但现已处于低级阶段。”第205页。这种概括仅适用于东南亚的中国移民，目前新移民是一种新华侨。[iv]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第226-27页。[v]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相对简单，但在台湾则比较复杂，因为台湾将所有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均称为“华侨”。[vi]“认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本文在此强调的是族体认同（ethnicidentity）和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vii]有的海外华人在重大的场合总喜欢着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服装（唐装或旗袍），以明确自己的华人身份。世界各国的华人会馆、唐人街及中餐馆均是对华人身份最明确的展示。[viii]如移居今中亚诸国的东干人对外讲自己是东干族，对内自称“中原人”、“陕西老回回”。相当多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州附近的东干人自称“奥什回回”，他们仍自认陕甘方言为母语。1990年11月成立全苏东干人协会时，奥什回回因不会陕甘方言而号啕大哭。王国杰：“1877年移居中亚陕甘回族的地理分布”，《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76-80页。[ix]在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会于2001年举行的台北学术研讨会上，一位美籍华人颇有怨言地表示：她不愿意被称为华人，但人家总是将她称为华人。这一事实表明：她本人的主观意愿并不能改变客观认同标识（体质特征），而这种客观标识正是他人认同她为华人的主要标志。[x]例如，有的人一方面在家里和华人社区努力保持华人的文化特征，但在公开场合又希望人家不要将自己看作华人，这种现象在种族歧视相对严重的国家尤为突出。同理，华人学者也肩负着双重使命：他们既要重现华人移民国外的历史，又要重建定居国华人的身份和文化。参见JenniferW.Jay, “Writ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Multiculturalism andConfucianValues,” Billy K.L.So, John Fitzgerald, Huang Jianli& JamesK.Ch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Festschriftin Honour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 Hong KongUniversity Press,2003,pp.311-30.[xi]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春光博士曾对本人原稿中的“客观认同”一词提出质疑。本人现将“客观认同”改为“客体认同”。关于不同族体的特点，参见RonaldCohen,“Ethnicity: Problem and Focus in Anthropology,” AnnualReview ofAnthropology, Vol. 7(1978), pp.379-403.[xii] Adrian Chan,“On BeingChinese,” in Billy K.L.So, John Fitzgerald, Huang Jianli& JamesK.Ch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WorldOrder,pp.269-70.[xiii]李安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特点、辨识标准与人数统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这五个因素可以根据其英文词(Record,Origin, tive, Time andSubjective)的首个字母构成英文单词“ROOTS”，意为“根”。本人曾提出，中华文化在华人中的生命力与四种因素相关：华人人数、所属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的地位和所属国的政策。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第507-508页。王赓武先生注意到另外两个因素：华人移民素质与主观认同的关系，“移民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成为移民。他们陶醉于华人的价值观念中，对他们的文明感到自豪，并且能够保持华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王赓武：前引书，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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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华人学：研究的范畴

　　笔者曾在《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从宏观与理论研究、国别与地区（史）研究、专题与比较研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i]李国梁教授的论文也专门论及这一问题。[ii]从整合已有学科的角度看，华侨华人学的研究范畴大致可分为以下方面：1）作为所属国少数民族的华人研究（华人移民定居国外的生存发展过程）；?自始至终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特点的“连锁移民”特点；?边缘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研究，如少数民族华人研究（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华侨华人妇女（史）研究、再移民群体研究、留学生（史）研究（年龄性别、迁移地、目标地、分布国、职业、专业、改行、与早期华人移民的关系等）与新移民研究（移民方式、谋生手段、年龄层次、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非法移民群体研究等；?华侨华人特殊的缘文化（血缘、亲缘、地缘、神缘、物缘、业缘、文缘、人缘[iii]等）?作为“心理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族体性研究，华人民族主义或华族沙文主义（情感与理智、现实与理论之间的互动）；?作为所属国少数民族的华侨华人的谋生方式与策略（如政治上相对消极的策略、经济上稳健而积极的姿态、文教宣传上主动而进取的态度）。2）华人经济（史）研究（作为近代世界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当今角色的转变，企业模式、运作方式和经营哲学等）?早期的金矿开采、铁路建设和种植园开发到自始至终十分活跃的商业活动?当代世界华人的高科技、世界华商跨国公司的建立及从业；?关于华人经济的特质：吃苦、耐劳、勤俭的民族特点、“和为贵”与“和气生财”的企业文化、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如儒家文化与孙子兵法）与政治关联（关系学与各种商业网络）；?全球化进程中“华人企业”的决择，如传统家族企业的优势与劣势、华人企业的适应性与生命力、专家管理的转型、劳资关系的处理等；?世界经济与华商网络：包容性与独特性的结合、融合性与排斥性的互动、个性化与大众化的交汇。3）华人社会（史）研究（作为世界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作用、华人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与社区变化等）?华人移民社群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过程、华人在所属国的“族体性”的可塑性以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唐人街研究；?华人身份认同的困境，如文化（中华文化）与政治（居住国政治身份）的矛盾和统一、再移民过程中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归属、华人身份的流动性等；?华侨华人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包括移民国的政策及各种因素对华侨华人的影响、他们的适应与融合及社会心理，如对中华文化或主流文化心态的变化；?华人社团发展（史）（地缘、业缘、年龄社团等）以及参政问题研究（政党活动、政府活动、政治活动、非政府组织等）；?华人非法移民研究（非法移民社会学、非法移民的方式与组织网络、非法移民的生存方式、非法移民的社会背景及其种类等）。4）华文文化教育（史）研究?中国语言与汉字的保持（与生存的关系）；?华人社区的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华文学校的文教活动的发展状况（消长及特点）；?华文文学在所属国的兴衰；?中国文化教育与主流文化的关系。5）华侨华人宗教（史）研究?华侨华人中传统中国宗教的发展状况；?当地宗教对华侨华人的影响；?传统中国宗教的改革与本地化；?当地宗教与中国宗教的融合。6）华侨华人与新闻传播（史）研究?华人所创办所订阅的华文报刊；?华人所创办或订阅的西文报刊；?华人所办的当地报刊的新闻分析；?华文报刊的生存之道及其社会功能等；?华人在当地报刊中所占的地位。7）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薄弱地区的历史研究（拉丁美洲、阿拉伯地区、南欧、南亚、中亚、太平洋诸岛屿）；?华侨华人的专门史研究；?华侨华人的国别史研究；?华侨华人的起源地及与祖籍地关系的研究，包括对侨乡（族谱、海外人口、捐赠、投资、合作等方面）、侨批、侨汇等演变发展的研究等；?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史的比较研究。8）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历史上各个国家对华侨华人的移民政策（多元、融合、强迫同化、歧视等）及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以政治、经济矛盾为背景因华侨华人而引发的国际关系危机；?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华侨华人在世界文明交流中所起的桥梁作用。9）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华侨华人与中国在战时的关系，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等；?华侨华人在和平时期与中国的关系；?华侨华人在中国统一方面所起的作用；?华侨华人重要人物研究。10）侨乡研究?华侨华人的起源地及与祖籍地关系的研究，包括对侨乡（族谱、海外人口、捐赠、投资、合作等方面）、侨批、侨汇等演变发展史的研究等；?归侨、侨眷研究；?侨务政策（史）研究，如侨务机构的形成与演变、各个时期的侨务政策，两岸的侨务政策及其比较，中国的侨务政策与其他国家侨务政策的比较等。11）华侨华人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华裔、华商的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华侨华人社会的比较研究；?不同华人社会群体（如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及新出现的山东、北京、上海的移民社群；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不同职业的华人群体）各个方面的比较；?不同华人社会的文化习俗、同化程度、对所属国及中国的态度的比较；?新移民与华人的比较。12）华侨华人学研究（关于学科建设问题）?华侨华人学：概念与定义、各种理论范式、学科规范、学科分支的研究；?基础性研究、政策性研究和实用性研究的关系?研究状况，如国内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需要突破的观点、需要开拓的领域等；?方法论研究，主要指华侨华人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与多学科方法；华侨华人资料库建设，包括中国方面的资料以及华人定居国的资料，可分为早期华工、华侨、世界华商、移民政策、侨乡等多个分库。[i]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1035页。[ii]郭梁：前引文，第5页。[iii]华人曾就读于同一学校，曾同在一地工作，同与某人为朋友，父辈为至交等，这些关系均可成为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均可称为“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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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华人学：挑战与机遇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面临的第一种挑战即如何更好地用客观研究的成果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它有多个层次即基础性研究、对策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只有经过扎实的基础研究，才能为对策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客观事实和科学数据，也才会有过得硬的应用性研究。然而，如果这种“社会的实际需要”仅仅是指中国的实际需要，或曰中国层面，其研究难以做到客观全面。只有从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而非纯概念的或“中国中心论”的角度来分析华人“族体性”在居住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才能较全面地揭示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国的华侨华人学的第二种挑战是如何应对其他国家日益深入的华侨华人研究。国外的研究现状表现出多种结合的趋势。从时间上看，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很多以前的历史学家开始从事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课题，人类学与社会学家也开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华人社会。从空间上看，两个或多个地域的结合，不少研究者在华人居住国及中国或他们的迁移国（对再移民的华侨华人而言）同时进行田野考察。从方法论上看，多学科方法的结合，华侨华人研究有历史学的史料收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资料分析、人口学的数据处理、经济学和语言学的模式分析等。从资料上看，中文与其他语言的结合，诸多华侨华人研究者懂得两种以上的外语，即当地语言和汉语（包括地方话，如客家话、闽南话）。从研究人员看，各国学者的结合，包括欧美不同国家学者的结合和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结合。研究资金的来源还表现出国家或企业与学术界的结合等。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在华侨华人研究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我以为，正确的“应对”方法是承认自身不足，加强学术交流。第三种挑战是如何处理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三种悖论。悖论之一是应该充分强调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与不宜过分强调两者的关系；悖论之二是应该充分强调世界华人的团结与不宜过分强调世界华人的团结；悖论之三是应该充分强调华侨华人的寻根意识与不宜过分强调华侨华人的寻根意识，而应该强调他们的全球意识。这些悖论实际上源于华侨华人的两重性（甚至多重性）。他们既有自己的祖籍地，又有自己的居住国；他们既有自己的文化和族体认同，也有自己的政治认同。当然，这些挑战主要是从华侨华人研究的总体而言。华侨华人研究正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局面，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的注意和研究大大加强。同时，老一辈学者的努力已经有了结果，《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出版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计划设立的“华侨华人学科建设”项目也是这种机遇的具体体现。从根本上说，“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牵涉到两个层次：形式与内容，即技术层面与实质层面。前面论及的主要为形式，即如何从技术上将华侨华人研究置于一个可以接受的学术地位。实际上，学科建设的内容层面更为重要。它包括学问建设（研究视野、学术总结、探讨交流）、学术建设（学术规范、学术评价、资源互动等）、理论建设（定义与概念、理论观点、方法论）、人才建设（学术机构的整合、学术梯队的建立、研究人员的组织）等多个方面。目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重复性研究较多，高水平研究较少；普及介绍偏多；重点研究较少；现象描述较多，理论概括较少；东南亚地区及美国研究较多，欧洲国家和落后地区研究较少；汉民族华人研究较多，少数民族华人研究较少。李国梁教授也指出，目前的华侨华人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原创性研究不足，缺乏最基本的动力，例如研究课题老化，找不着、找不准新问题，低层次重复多；二是理论体系构建薄弱：一些研究缺乏理论指导，使得其份量不够；新理论的创建最多只处于‘中程理论’阶段。”[i]吴小安博士的批评更为尖锐，他认为，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存在着“三无现象”。他明确指出：“目前华侨华人研究‘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和‘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模式”是应该极力避免的。[ii]我以为，他的分析非常深刻，可谓切中时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应根治的顽症。华侨华人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为什么较低呢？为什么学术界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呼声长期无人回应呢？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研究水平亟待提高。只有将华侨华人放到一个历时的进程和多层面的框架中去研究，只有在经过对资料的较全面把握和对专题的系统研究后再下结论，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才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所说的学科建设才会有实在的内容。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应着重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使这一研究更具科学性，使其成为一门科学，而不应是空洞的议论或事实的拼凑，也不仅仅是政策研究、政策论证或政策诠释。在通过各种渠道强调华侨华人研究重要性的同时，应将注意力首先放在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或学科研究上，进行扎实而有效的研究，而不应只注意学科定位即它应该属于几级学科这一问题上。换言之，在进行学科形式建设时加强学科内容的建设。再次，在加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视理论建构。我们对国外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和概念要学习借鉴，对国内已有的研究应进行理论概括，因为最终的学科建设有赖于理论建构，而这正是真正的难点。最后，“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这一课题的论证过程本身即是一种学科建设。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时即是一种学问建设；对国内外研究的理论观点进行抽象概括即是一种理论建设；组织、培养和整合科研人员进行课题研究即是一种人才建设。这三者正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总之，只有拿出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可为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