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读者"审"名嘴 白岩松:我比12年前好看

　　央视主持人是颇为“另类”的一群，上镜率奇高，曝光率奇低，鲜见他们面对媒体念叨自己的“隐私”。偏偏近段时间，有关央视名嘴的大道、小道消息蜂拥而至，“崔永元患重度抑郁症”、“白岩松要接替赵忠祥”。惹得读者摸不着头脑：“小崔怎么会得抑郁症”、“董卿刚刚冒出头，怎么就成了最佳？”面对读者和观众的疑问，日前白岩松、张越、崔永元、董卿、朱军5位名嘴进行了一番回应。

　　提问：白岩松、张越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省会张姓读者

　　记者旁白：张读者的意思是，比起若干体正貌端的主持人，白岩松、张越显得有些“那个”，他们是怎么“混”上主持人的？

　　白岩松：我在电台工作那会儿，崔永元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电视台正攒一节目，缺一策划。我当时工资明显感觉不够，就决定去当策划。成为主持人是在1995年，当时照镜子从来不会把镜子里的人跟主持人这个行当连在一起。前一段时间，我辞去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专心致志来做主持人。我已经被自己完全地认定为主持人，因为我比12年前长得好看了。

　　张越：我有三个人生理想，第一个理想是想当作家；第二个理想呢，是想唱歌剧；第三个理想是想当厨子。后来我就在《半边天》节目里做了一次嘉宾。制片人觉得我还行，可是又不敢跟我说，因为那是十年前，电视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那时候主持人长得都特别正常。他们要找一个反常的人，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也不答应。在让我当了一个月的嘉宾后，制片人才说，观众习惯接受你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

　　刚开始当主持人那会儿，我压根儿不知道主持人应该化妆，应该换衣服，我每天披头散发就去了。制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谈了一次，说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出镜的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在我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我没有啊。我就找邻居借了件拖地的黑纱长裙，裙子全部镂空。我再找一套自己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录完节目，制片人审查的时候张口结舌，想了半天，说了三字，“戏过了”。

　　问题二：董卿你认为自己够优秀吗？———省会读者刘某

　　记者旁白：刚刚在央视春晚露个头，就捧走了2004年度最佳女主持人，董卿的走红的确有些令人莫名其妙。

　　董卿：从接到春晚通知，到投入筹备，到无数次排练，一直到年三十儿的晚上和大家见面，我体验了很多的情绪和心情，激动、忐忑。终于当所有的一切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追问朱军、李咏、周涛，晚会之后你干什么？朱军说“我家有一帮朋友等着我”，周涛说“我爸妈在家等我呢”，李咏说“我跟我媳妇已经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那一刻有一点点不知所措，有一点恐惧。晚会结束了，我一个人该干什么？后来，我只能自己回家，找了点儿吃的，打开电视，看春节晚会的重播直到早上七点，然后倒头睡觉。我不敢说自己是否够优秀，但我特别特别迷恋的是主持这个过程。

　　问题三：各位主持人都已是央视的台柱子，是否感受到压力？———省会读者梁某

　　记者旁白：前不久有消息说，小崔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才患上抑郁症的。

　　白岩松：我有两个很具体的压力，一个是有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一个是没节目做的时候的压力。我最大的一次恐惧，用压力都不足以形容。1997年香港回归，是中央台第一次做新闻事件的大型直播，我负责的是驻港部队从深圳进入香港那部分。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每次演练一张嘴就是，“各位观众朋友，现在部队已经到罗马州口岸”，脑子“嗡”地一下子。直播做完后，没出错，我兴奋得一塌糊涂，下午就把手机丢了。

　　崔永元：我得的就是抑郁症，而且是重度。我做《实话实说》的时候，特别投入，我发病都跟这有关系，有点钻牛角尖，希望每一期节目都做好，希望一期比一期精彩，老是这样想，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两年我一直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服药，然后做心理治疗，我觉得见好。像最近韩国的李恩珠，以前的张国荣，还有海明威，都是患抑郁症自杀的。所以得抑郁症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

　　问题四：如果不做主持人，你们会选择什么职业？———省会退休干部王某

　　崔永元：我要不做主持人，就做一个好的观众，去监督这些主持人，让那些差主持人下岗，让好主持人能够得到更多的鼓励。

　　白岩松：如果我不当主持人的话，就去当老师，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老师，我喜欢那两个假期，但是更喜欢跟比自己年轻的人在一起的感觉。

　　张越：要是不做主持人了，我肯定不想再做一个跟电视相关的职业，人生苦短，要让它异常丰富。我做一个离这个行业越远越好的行业，比如说卖煎饼。不管做什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给生活帮忙，不添乱的事儿就好了。

　　朱军：我要不做主持人了，会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比如我去开一个玩具店，专门给孩子提供一些健康有益的、益智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