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如此强硬？

　　近来，日本对周边各国特别是在对中国就钓鱼岛等问题、对韩国就独岛（竹岛）等问题、对俄罗斯就北方领土等问题，频频表现出强硬的外交姿态，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在这种强硬的姿态后面，日本究竟在想些什么？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思潮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爱国主义”甚嚣尘上

　　在二战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十分高涨，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坚决反对政府讲“国家利益”，在社会舆论中形成一种谁说“爱国”就会被认为是“右翼分子”的气氛，因为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爱国”口号来发动侵略战争的。战后以来，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长期保持“低姿态”，对邻国在诸如历史问题上的批评，经常采取能买账的态度，例如在历史问题上“失言”的大臣大都被迫辞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遭到邻国反对，第二年就停止参拜。

　　但是，经过战后几十年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迁，日本的统治阶层开始致力于摘掉“战败国”帽子，努力为其所谓“国家利益”正名，从教育、宣传等方面力图增强国民的“爱国意识”，政府更是高举“爱国”的旗，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重，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告别“低姿态”，提倡“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对美国除外），对邻国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批评，转而采取一概不买账、一意孤行的态度。

　　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国外的能源、原料以及进出口货物海上运输线，同时由于在全世界开展贸易和投资活动，日本经济又高度依赖国外市场，以及日本长期开展对外贸易与投资活动而积淀于世界各地的海外经济利益。国外的资源的获取、海上运输线、国外市场及海外经济利益，这三点可谓日本经济之“生命源”与“生命线”。

　　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每年进口货物达6—7亿吨，出口货物近亿吨，其海运量占世界海运总量的25％，换句话说，在全世界海洋上航行的每四艘货轮中，就有一艘是为日本运货的。特别是从中东经马六甲海峡通往东亚地区的海上运输线，更是日本从中东产油地区运输石油的生命线，一旦这条航线受阻，就等于割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日本十分关注所谓“台海有事”，也与担忧其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密切相关。

　　确保维持本国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能源和原料的供应来源，是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最重要方面，这包括确保能源和原料的进口和维护周边的海洋权益，特别是今后可望开发的海底能源和原料。然而，由于日本与周边国家在海岛主权的归属、经济海域的划分等方面存在着各种分歧和争端，而在这些分歧和争端上表现强硬态度，甚至抢夺别国的海岛和扩张本国的经济海域，就成为政治家“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表演”的重要题目。

　　在当今时代，一般国家都有权利弘扬“爱国主义”。但是，由于没有同过去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时代的“爱国主义”划清界线，日本现在兴起的“爱国主义”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

　　二、美国撑腰有恃无恐

　　日本某些十分缺乏远大目光和宽阔胸怀、思想很旧的所谓战略家，一贯主张“日本的外交是只有一个变量的方程式”，这个变量就是日美关系。换句话说，只要把日美关系搞好了，对其他国家的关系统统不在话下。这种所谓战略思想很合当今日本领导人的口味，他们极力加强日美同盟而对周边外交采取“等而下之”的态度，正是这种“单变量外交思想”的实际表现。

　　日本的“战略家”提出“单变量外交思想”的依据，就是所谓“20世纪日本国家战略的正反两面教训”：在20世纪的大约3/4时间里，日本采取了与英美结盟的战略，结果日本赢了；而在其余1/4的时间里，日本采取了与英美对抗的战略，结果日本输了。鉴于这个教训，日本在21世纪要坚持与英美、特别是与美国结盟的战略，只要“与最强者为伍”，有最强者撑腰，日本就不顾忌对周边国家表现强硬，毋宁说对周边国家表现强硬恰恰是对最强者的一种迎合和“赠礼”，因为最强者为了保持其最强地位，不愿看到、甚至是很忌讳日本这样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次强者靠近。

　　布什上台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也在升温，布什利用美国国内的这种情绪化倾向，对外采取了所谓“先发制人”的强硬外交路线。这使日本在外交上获得了一个“照猫画虎”的样本，人们越来越可以看到小泉外交与布什外交的某种相似性。比如有事法案允许日本可以“先发制人”，正是布什的“先发制人论”的日本版，可以认为“有事法制体系”的确立，也是“小泉－布什主义”或小泉主义与布什主义的“命运共同体”的产物。

　　在传统安全或军事安全方面，日本统治者认为：当今世界上具备为日本及其海外“生命源”与“生命线”提供保护的实力和意志的国家只有美国，因此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维护其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即日本的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是日本借船出海，走向军事大国的需要。

　　为了证实“只有美国才能保卫日本”的主张，日本统治者甚至“需要”制造出、刺激出某种“外部威胁”，因为有了威胁才能证明抵御这种威胁的需要，才能使国民相信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这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并未彻底结束，从而使日本人感到屈辱并不断遭到驻日美军的骚扰）、加强与美结盟的极端必要性。

　　所以，当日本做出强硬姿态、在周边地区制造事端之际，与其说害怕其他周边国家做出过激反应，不如说是在“期待”某些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做出过激反应，以便用作为证明日本受到“威胁”、刺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说服日本国民接受美国“保护”的材料。

　　三、国内政治斗争需要

　　在钓鱼岛等问题上，需要注意的是小泉政府明知此举会引起中方做出强烈反应，为什么还要采取这一挑衅行为？其实，这与其国内政治需要有很大关系。

　　2001年小泉上台初期，日本国内公众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会解决越来越多的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国内问题。但小泉执政3年多，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并未取得明显进展，他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案还导致自民党日益失去传统的政治地盘。

　　与此同时，最大的在野保守政党民主党的实力却不断上升，并在最近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其胜，进而直言要在近年内争取终结自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使得“视自己为日本江山之主”的自民党产生强烈的危机感。

　　与自民党同为保守政党的民主党的基本政策主张与自民党并无根本差别。但是，与自民党相比，民主党更加重视对亚、对华关系，将对华关系作为日本与外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在众所关注的靖国神社问题上，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认为日本的首相不该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前往参拜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另外，靖国神社中供奉着甲级战犯，“如果将来自己当上首相，决不去进行参拜”。冈田主张日本应建立一个不带宗教色彩的纪念设施，纪念所有的战争受害者。尽管民主党领导层的对外政策比较理性，但在党内、特别是在年轻政治家中间，不少人在历史问题上认为“没有必要为对爷爷辈干的事负责”，在对外政策方面持强硬立场。

　　其实，对于小泉和自民党来说，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或来自其他周边国家，而是来自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因此，小泉和自民党对付中国或其他周边国家的强硬外交举措的一个用意，就是对付民主党。

　　由于民主党内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见，在对华政策方面既存在主张重视对华关系的势力，也存在主张对华强硬的势力。小泉政府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大打“主权牌”的动机，既是为了巩固右翼势力对自己的支持而做的“爱国主义秀”，又有借“矛头对外”来转移公众对他国内政策失败的注意力（特别是在其经济政策被舆论批评为是迎合美国的“卖国主义”的时候，更需要以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来转移人们的视线）的意图，更是想故意刺激、激怒中国，引出中国的过激反应，以便制造中日关系紧张甚至冲突，造成举国情绪激昂的局面，届时本来就政见不统一的主要对手民主党就可能发生分化甚至分裂，而民主党一旦发生分裂，其内部的强硬派就可能起而造反或倒向甚至并入自民党，从而使自民党得以一举夺得对民主党的绝对优势。

　　四、小泉的声东击西术

　　从2001年10月到现在，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导致中日首脑互访已中断了3年多，两国政治关系十分冷淡，可以说已经陷入了僵局。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14名甲级战犯的多数都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小泉依然一意孤行，至今没有表示他将停止参拜。

　　实际上，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与其在钓鱼岛、台湾等现实问题上采取强硬的外交行动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顾中国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起到了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以靖国神社为象征的历史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以便于出其不意地在钓鱼岛、台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上频频出牌。

　　利用靖国神社问题刺激中国人的感情，难免引起中国方面一些人做出过激反应，再把一些中国人的过激反应夸大为整个中国“反日”、“仇日”，借以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两国民众之间的不和，两国民族情绪的升温，这样，即可在一个实行选举政治的国家获取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所必需的民意基础，为其在中日之间一系列现实问题上采取攻势外交制造有利的氛围。

　　利用靖国神社问题造成中日政治关系的僵局，采取“反正两国关系搞僵了，我干什么也就不必也无法同中国商量”的态度，将1998年中日双方业已确认的“在北京与东京建立中日政府间热线电话”的协议置之不顾，把“不跟中国商量就做出涉及到中国的重大外交举措”视作“理所当然”。

　　总之，小泉先是制造了一个“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的公式，接着引出了“只要小泉参拜，两国首脑就不能互访”的公式。然后利用这两个公式“方便地”将对华外交推向强硬外交的歧途。

　　五、依赖外贸才能生存

　　然而，近来小泉政府的强硬路线正使其周边外交陷入严重的困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日本在经济与安全方面亟须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特别是日本经济与中国等亚洲各国的联系正在日益超过美国，亚洲各国对日本的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同时在维护非传统安全（如对付恐怖主义等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威胁和克服环境污染等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威胁）方面，日本与亚洲各国有着更多的共同地缘利益与课题。至于在传统安全方面，事实正在日益证明所谓“中国威胁”的虚构性。

　　今后，不管是哪届政府上台，日本都会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区别在于偏重安全还是偏重发展；在安全利益方面是偏重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偏重非传统安全问题。右派或“鹰派”偏重传统安全或军事安全考虑，因此必然更加亲美，更加注重政治与军事外交，对与之存在主权争端和利益矛盾的中国等亚洲国家采取强硬态度。温和派或鸽派则偏重发展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注重经济外交，比较注意照顾在对美关系与对华对亚关系之间的平衡，并注意在开发海底资源方面加强与邻国之间的协调。

　　温和派或鸽派所主张的路线显然更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赖肖尔所说：“日本只能通过与别国贸易才能生存。如果它想生存下去，那么它就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既是和平的、又是对贸易比较开放的世界。”鉴于以上理由，日本未必会在强硬外交之路上“一路走到黑”，直至碰得头破血流。

　　所谓“外交”，无非是以软硬两手促使对方国家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作为日本的邻国，我们当然不会放弃这种努力，特别是不会放弃争取日本的大多数，争取日本的国民，通过日本国内的内因发挥作用，使日本不致偏离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冯昭奎(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