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东京心事

　　随着联合国改革的启动和全球抗议行动的升级，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尽管日本的广泛“游说”取得了一些形式上的进展，但它很快就会发现，它所能得到的真心的支持并不是很多，即便是“老大哥”美国也对其“心愿”的完全实现持保留态度。

　　在表面上，美国支持日本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支持它取得它最

想要的东西———否决权。事实上，从一开始，日本的“争取工作”就已经注定了今日的窘境：它最想要的（否决权）得不到，它比较想要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也很难顺利得到，而最终得到的很可能是“缩水”后的“外衣”，就像安南提供的第二个选择———任期四年，需要连选才能连任。

　　而这也正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从华盛顿的角度看，不在形式上支持日本是不现实的，但在“否决权”这样敏感而关键的问题上，也不能迁就日本的想法。正如美国媒体指出的那样，如果那样的话，就会给日本太多的自主权；届时，东京将不会像以往那样注意华盛顿的天气变化，而一旦它在东亚惹出麻烦，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将会受到极大的牵连。

　　从根本上说，追求长久超霸地位的美国人，习惯的是有人跟在后面走，而不是并肩走在一起。由于日本在政治战略上甘当美国的“应声虫”，在多数美国人心目中，日本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客观存在”，或者说在国际事务中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影子而已。而一旦日本要获得“人格”上的完全独立，美国人真的很可能会不太适应，并且很容易就想起60年前的往事。

　　从表面上看，美国人对日本似乎没有太多说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研究。看看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剑》，你就会发现，其实美国人对日本人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至少在目前，这本书被视为解析日本文化精神最经典的著作。

　　在《菊与剑》中，本尼迪克特警告说：“日本人可以要求自己的事，却不能向别的国家强求———他们正错在于认为可以强求。”对于日本人的善变本性和内心深处的霸道，美国人是不能完全放心的。就像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日本给人一种既令人敬佩又让人警觉的复杂情感，一想到日本就会想到战争、贸易赤字和经济竞争对手等。

　　也是在不久前，美国战略分析家泰德·菲什曼对CNN说：“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个核武化的日本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看来，“朝鲜的核发展就意味着日本的核发展”，而这是需要充分警觉的。在华盛顿的政治家看来，日本在经济上的强大和热心国际“公益”事业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日本真的有朝一日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就未必是他们所情愿看到的。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珍珠港乃至二战的问题，美国对日本多少还是抱有一些警惕之心的。

　　饶有意味的是，美国人似乎并不介意日本继续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历史包袱仍然像一只800磅重的大猩猩站在会谈举行的房间内”，背着这样一只大猩猩，是很难走出大国的境界的，也将难以获得充分发展的良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空间。以小泉纯一郎此前对韩国的访问为例，他和韩国总统卢武铉早就计划就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朝鲜的核问题举行会谈。然而会谈中，大量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了讨论小泉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上。美国人也很清楚，仅就常任理事国的“前程”而言，日本与邻国的微妙关系将会是很大的羁绊。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布热津斯基在他所写的题为《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学》的文章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美国应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抑制日本成为地区大国。尽管这不代表华盛顿的主流认识，但在一个侧面，它至少（和其他许多事情）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与日本这样一个历史上唯一对其不宣而战的国家，是很难实现无缝联合的，更多的时候，双方只是相互利用而已，美日同盟间并非没有缝隙和潜在的不信任感。而客观、真实和全面地认识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对于日本邻国的外交运作无疑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