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美国人特里·夏沃挨饿已进入第11天，离死神越来越近了。她的丈夫迈克尔和律师费洛斯到她住所看望。费洛斯说，她看上去很平静，没有丝毫痛苦。一名医生说，有迹象表明，特里的肾正在衰竭。同日，她的父母辛德勒夫妇继续呼吁总统布什和佛州州长杰布出面干预，重新为他们的女儿插上进食管。他们的支持者继续在住所外抗议，警方封锁了伍德塞德收养院外附近的主要道路。大约有一百名抗议者，在牧师帕特里克·马霍尼的带领下，来到首都华盛顿的白宫前抗议。在迈克尔和他律师的申请下，派内拉斯县首席验尸官约翰·
思格马丁同意特里死后，对她进行尸检，以进一步找到她无法恢复的证据。辛德勒夫妇的律师吉布斯同意了这一做法。
记者的话
：在距离我国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美国“永久植物人”特里·夏沃一案上演了7年。官司本身的纷杂与政客的卷入，使事件本身失去了原色。作为一直关注本案、并最早在国内报道该案的记者之一，我试图从当事人本身的视觉来描述事件过程，叙述她的感受——尽管她已是植物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小时侯，我与父母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郊区。在这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我这人喜欢安静，一直到上高中，我都不大喜欢说话，不爱与人交往，那时候我长得胖，又戴着眼镜，我想，大概没有男孩子会喜欢我。上7年级时（注：相当于中国的初一），我喜欢上了班上一个叫文森特的男孩，但我从不敢向他表白。高中时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好友黛安·梅耶躲在卧室里翻看杂志，想着杂志上的白马王子。那时候，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兽医。我有爱心，养了一条黄色的拉布拉多猎狗。可惜它后来被车撞了，我为它做了人工呼吸，但它还是死了。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布克斯县社区大学。我没当成兽医，不过，我热衷于减肥，因为我担心找不到男朋友。但幸运的是，上大学一年级时，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迈克尔，那是1982年的事了。迈克尔高大、英俊。我从没谈过恋爱，深深被他吸引。第二次约会后，我就决定嫁给他。两年后，我们在教堂结了婚。婚后，因为没钱付房租，我们只好住在我父母家的地下室里。1986年，父亲决定提前退休，搬到佛罗里达州生活，因为他喜欢那里的海。随后，我们跟着搬到了佛州。迈克尔帮人经营一家餐馆，而我当了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我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么平静，正如好友梅耶说的，我只想做一名平凡而幸福的妻子。那时，我换了隐形眼镜，并继续减肥，我想：我准备要一个孩子。不幸的事故但倒霉的事发生了，我不但没有孩子，生活也完全走样了。到了佛州后，我的体重迅速下降，但每天我都感到很饿，即使吃了很多东西。医院也去看了，给我看病的两位医生说不碍事，他们并没有诊断出我患上了易饿症。1990年2月的一天，我与迈克尔吃了一顿大餐，吃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饭后，迈克尔上完厕所出来，我已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了。因为吃得多，我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导致我心脏停止跳动。等丈夫叫了救护车，我的脑子已经不行了。当月25日，医生说，我成了永久植物人，以后不得不靠进食管维持生命。结婚刚刚6年，就发生这种事，我实在没有料到。官司挣了一百万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丈夫正在为我的医疗费发愁呢。虽然父母靠着开工厂挣了些小钱，但我的这笔巨额医疗费，他们是难以支付的。我无缘无故就成了一名植物人，这件事必须有人负责。迈克尔受过高等教育，知道不懂就问律师的道理。在咨询了律师盖里·福克斯后，他就把两位给我看过病的医生告上了法庭。我们都知道，现在医患官司很难打，没想到，我们的官司竟然赢了，对方答应赔给我们一百万美元。丈夫把这些钱都花在了我身上。也许当时他还没意识到，家里有人住进医院，就算家有金山银山，最后就会花光光的（虽然医疗费政府会出，但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佛州政府还是很不大方的）。岳父母女婿搞僵了官司打赢后，丈夫与我父母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父母觉得迈克尔不牢靠，会把赢来的钱独吞，然后找个情人过逍遥日子。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迈克尔。真要到这一步，我还是挺理解他的。但我不相信迈克尔是这种人。恋爱那会儿，有事没事，他总爱往我家跑，帮我父母做这做那。空闲的时候，还常常开着我那辆破旁帝克火鸟去兜风。婚后对我也不错，上街从不正眼看过别的女人，这点最让我放心了。想想那时候，我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吧。如果不是这场病，我恐怕会和他幸福地过上一辈子。父母对他就是不放心，觉得该由他们照顾我的生活。当然，钱是一定要拿回来的。但迈克尔生性倔强，岳父母这样看他，让他自尊心受伤不小。他们的关系终于恶化了，1993年，父母为了要回对我的监护权，开始和迈克尔对簿公堂。迈克尔要我安乐死他们从此结下梁子。事情一晃过了5年。大家知道，照顾病人最需要毅力了，特别像我这种病人。躺在床上，除了眨眼、笑，医生说那是无意识的，我无法与人交流。我是多么想醒过来啊，当迈克尔结束一天的工作，抽空来到床前看我，我真恨不得能抓住他的手，告诉他我的感受：病房里多寂寞啊。我也深知迈克尔的痛苦，每次他来，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无助和无奈。我多想帮他一把呀。其实，成了植物人后，我早把生死抛在脑后。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讨论过生与死的问题，我说，人生这么短暂，生死都要有尊严，不然人就白活了。记得当时他听了，还激动地抱着我不放，说“找个知心人真不容易啊”。似乎他看穿了我的心思。1998年，他向法院提出，拔去我的进食管，让我自然地死去。但父母并不理解我，也不理解迈克尔。他们希望我一直这样躺着，直到出现奇迹：我从床上坐起，大喊：上一盘三明治！在我看来，父母到现在仍无法接受我成了植物人的事实，所以他们反对迈克尔。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官司父母与迈克尔又打起了官司，这一次，竟是这么久，7年啊。起先，迈克尔申请拔去我的进食管，父母反对。2001年4月，官司第一次有了结果，派内拉斯县第二巡回法院法官同意了丈夫的请求。但进食管拔掉不到两天，在父母的申诉下，法院又决定重新插上。2003年，法院又判拔掉，这时，我父母就请佛州州长、总统布什的弟弟杰布帮忙，在杰布的干预下，进食管又给我接上了。每一次折腾，他们都要把我从伍德塞德收养院搬到医院，再从医院搬回收养院。我是很不想动的，呆在收养院多好，搬来搬去不但麻烦，而且外面空气质量也不好——布什总统还不愿签署《京都议定书》呢。另外，打官司最费钱。经过这几年的诉讼，原来医院赔的一百万，几乎都进了律师的腰包，现在剩下不到四五万美元。还好，住在这里不花钱，收养院曾答应迈克尔，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然，一年8万美元的生活费交不起，我可能要睡大街呢。好在官司终于停止了。前年杰布出面干预，被最高法院判处违宪。最近，父母在联邦法庭的一连串上诉也失败了，他们终于不打官司了。也许他们总算明白，官司打到最后，肥水都流到外人田这个道理。他们还欠吉布斯律师两年的律师费呢。我要感谢很多人官司终于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放心地去了。这些年来，我总觉得需要感谢很多的人，感谢他们把一件很简单的事，通过种种程序，硬生生拉扯了这么长时间，从而延缓我的存在——有时我也想过，当个植物人也不赖。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谢谢他们的爱，他们的爱自私、执着、缠绵，因为爱，他们把所有可利用的司法程序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期保存我的躯体。其次，我要感谢我的丈夫迈克尔。为了实现我的愿望，他不惜破坏“好女婿”的伟大形象，与我父母为敌。他的爱同样执着、缠绵，甚至无私、彻底。虽然他后来认识了新女友，但我还是能够原谅他，毕竟，他曾是我的男人，并在法律意义上仍是我的男人。换作别人，早就与我离婚，独自过幸福日子去了。这种事例我见得太多了。我还要感谢派内拉斯县第二巡回法庭的乔治·格利尔法官，这几年来，他顶着被人威胁的压力，每次作判决，都义无反顾地站在迈克尔一边。没有他的坚决，也许到现在，我的嘴边都还“叼着”进食管——其实，进食管挺讨厌的，起码记者照相时很不好看。当然，要感谢的人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美国总统布什，他深更半夜从得州农场赶回华盛顿，专门为我签署一项法令；国会的议员不惜牺牲度假时间，商讨我的生死；最近一段时间，收养院外每天都有人为我呐喊、祈祷，有的还要给我送水——其实我是喝不了的。听说警察还抓走三十几个人——虽然我不赞成他们这样做，但他们的热情总让人感动。从没想到，我会从默默无闻，变得全球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这要归功于众多的媒体，惹得各国人们都在热烈探讨“植物人”、“安乐死”、“司法公正”，甚至生与死的意义。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我想，我真的可以安息了。(记者李师礼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