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胜

　　仿佛是惩罚人类“窝里斗”的恶习，近年来各种自然灾难频繁发生。去年底，印度洋一场海啸卷袭近30万生灵，留下满目疮痍；而就在救援人员还在废墟中忙碌的时候，3月28日，印尼班达亚齐又发生了里氏87级的强震，目前已造成近2000人死亡。接踵而来的灾难一再提醒人们：天地不仁，渺小的人是捐弃“窝里斗”的安全定式的时候了；应对自然，我们只是简单的“人”，这与种族、性别和阶级都没有关系。

　　对这种自然意义上的灾难，我们绝不陌生。自上世纪70年代首例艾滋病报告出现以来，这种不治之症在全球已成蔓延之势。进入新千年后，形势更加严峻，全球感染此病的人数估计在3000万左右。在非洲的个别国家，感染者甚至已接近或达到总人口的一半。而2003年肆虐许多国家和地区的SARS，其传染性之强、危害之大，都属罕见。虽说最终死于此病的人数并不算多，但它给人类敲响了新的警钟：许多类似SARS的自然威胁，还横亘在人类未来的道路上。果不其然，自去年初以来，禽流感的幽灵便在世界范围内游荡，觊觎孩童的笑靥、城镇的繁华。

　　如果说这些刚刚过去或正在发生的灾难，因其突发性和严重性，使人们不得不全力以赴、齐心应对的话，那么对一些虽不那么紧迫、危害性却更为长远、严重和根本的威胁，我们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了。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传染病蔓延等等，都是例证。

　　除此以外，以“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像蛰伏多年的毒瘤在人类社会的肌体内竞相发作。近年来，仅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就有印尼巴厘岛爆炸案、“3·11”马德里爆炸案、莫斯科别斯兰人质事件等等。这很难说是一种“自然灾难”，因为残暴源自人心，也由人来执行；但“灭绝人性”的特质同样令它不容于人类社会。换句话说，恐怖主义以“自宫”的方式，走向了全人类的对立面。在这个意义上，它似病毒、似猛兽、似地震。

　　有人以“非传统”形容这些“人类的敌人”，因为它们空前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善”与“恶”以同样的高速度流通———不管是艾滋病、SARS，还是禽流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事外、独善其身；当臭氧层出现空洞、江河变得恶臭，被损害的绝不仅仅只是人类的健康；而发生在地球这头的一场地震，瞬息之间便可能撼动地球那头的股市。不像“传统的”战争，这些威胁不针对某一个国家、某一种肤色，因而也没有人可以之为政策手段，从中渔利。

　　毫无疑问，面对新的安全形势，人类的安全观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在某种程度上，目前人类安全的首要敌人已经不是文明社会内部的各种争端，而是诸如恐怖势力这样的“体制”外力量，以及像SARS、艾滋病、海啸、地震这样的灾祸。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的安全被捆绑到了一起，人们处于同一条“诺亚方舟”上。显然，它要求我们把有限的资源花费在应对共同的敌人上，而不应把自己的同类视为最大威胁。

　　令人略感慰藉的是，接二连三的灾难已经令人们警醒。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日刊登文章，认为印度洋海域灾难可能会改变政治进程。这个“改变”就是，在灾难面前，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同肤色的人们消弥了往日的隔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人们还记得，“9·11”后，许多国家的人们喊出了“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口号。而去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国际社会更是全力以赴，各种救援队纷至沓来。灾难还使本来相互龃龉的国家平息了敌意，互相协助，共同应对灾难；同时，灾后酝酿建立的预警机制，也促进了国家间的合作。

　　这次印尼地震发生后，各国救援队都在枕戈待命，随时准备前往灾区。这样看来，如果灾难能够使人清醒，把天文般的军费开支转移一部分到应对自然威胁的科学研究与开发上，从而实现安全观上的转换，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