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需要改革

　　当地有一则笑话说，有位亲临牛津，站在众多历史建筑物之间的游客问道：“大学到底在哪里？”

　　张征译自《金融时报》

　　美国和欧洲两地顶尖大学之间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二战前，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有3/4归属欧洲，如今是美国 的获奖者占了这一比例。很多欧洲明星学者都到了美国。一般而言，最好的学者走到哪里，最好的教学也相随而去。

　　牛津大学有最强的教育品牌。但对那些了解并喜爱牛津的人来说，令他们沮丧的不仅是该校历史声誉和实际现状之间 的背离，还因为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至少后面这一点可能正在改变。促进这一变化对于欧洲经济来说非常重要。

　　牛津本身有一套复杂的学院体系。当地有一则笑话说，有位亲临牛津，站在众多历史建筑物之间的游客问道：“大学 到底在哪里？”

　　但真正的问题是大学的中央机构管理不称职，这个中央机构由五花八门的委员会组成，而这些委员会界定不明，职权 重叠。如果现在有游客问：“大学在哪里？”就会有人指给他们看威灵顿广场(WellingtonSquare)上那幢 丑陋的建筑——那里是诸多委员会开会的地方。至于谁对某个决定负责，甚至是否作出过决定等问题，都不太明了。那些对其 他学府来说不容置疑的预算或资源规划，在牛津却并不存在。

　　结果，最能干的人都退到了各个院系。每个专业服务机构的日子都不好过，因为优秀人士都不愿扛大梁。他们宁愿一 边干“自己份内的事”，一边批评别人。在牛津，这种情形已经达到荒谬的程度。在任何学院或系科待上5分钟，你都会发现 里面的人对“大学”有着强烈的敌意。大学的利益看来与其各院系的利益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就如同躯体与自己的四肢打 架一样。

　　去年，一位新的副校长来到牛津。他是新西兰人约翰·霍德(JohnHood)，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外国人。 他试图结束这种分裂状态，把“大学”的控制权交给一个由各院系负责人组成的团体。

　　新副校长最激进的提议是，应该按照美国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把对管理和财务的监督交给外部独立董事。在牛津毕 业生的名册中，有一批人是任何公司都渴望获得的非执行董事。如果牛津大学有非执行董事，他们就不可能容忍该校糟糕的财 务纪律。大家有个信念，似乎“我们在牛津就是这么干的”可成为任何做法的理由。实行外部问责制是取代这种信念的答案。 而我的经验是，在致力于实现牛津大学的学术卓越性方面，外部人士会比内部人士采取更有意义的行动，因为内部人士为了追 求内部共识，会回避质量控制所要求的选择和判断。

　　如果机构改革能够跟进，那么要让哈佛(Harvard)和斯坦福(Stanford)再度担心来自牛津的竞争 ，也许就有一线希望了。

　　(作者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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