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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迎合中国的“变奏曲”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04日16:08 中国日报网站

  世界迎合中国的“变奏曲”[ ]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自2003年10月以来,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经常会提到一个概念———BRICs,认为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发展将改变未来世界;今年2月初,G7伦敦会议上中印巴俄集体应邀出席,更被媒体评论为G7与BRICs的对话。对此,笔者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BRICs”概念,新颖但不完整

  在BRICs概念出现之前,依照经济发达程度,整个世界客观上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市场”。尽管在国际法上,国际事务中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强国依照“丛林法则”主导世界的本质没有改变。 高盛的《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的路》报告,不仅论调合时,论证有力,而且结论新颖,刻画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画面”———“有潜力改变未来世界局势”的BRICs,的确使人耳目一新。高盛断言,在不到半个世纪后,世界七大工业国(G7)对国际事务一言九鼎的大权必将旁落,易位于BRICs国家。然而,半个世纪后,无论BRICs与G7如何演绎,谁还会记起今日高盛的预言?

  高盛在描绘这一全新“经济画面”时,用了“精确”的数学模型,但掩饰不了其明显瑕疵:其一,高盛选取的对象很有问题。众多发展中国家,现实与潜在的“经济明星”绝非仅此四个。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针对当时美国对外贸易不断恶化的状况,一改战后历届政府在外贸领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出了“国家出口战略”,战略集中于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十大“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尼、印度、韩国、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和土耳其。

  其二,高盛对所谓BRICs的乐观前景基于以下前提:明智的开放贸易政策和正确的国内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在不破坏增长进程的前提下的政治变革。但是,近半个世纪的长期预测存在着巨大变数,因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国内错误的经济政策或政治不稳定,都将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进程。

  与G7抗衡,BRICs无心也无力

  尽管高盛BRICs报告有浓厚的炒作色彩,但是其分析方法与结果依然是了解这些即将兴起的发展中大国的有效架构,而且与老牌工业大国的比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因为发展中大国之间的联合自强前景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2003年6月,巴西、印度、南非三国决定成立三国集团,以推动和加强三国在政治、经贸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三国目前正在积极筹划建立某种论坛式的发展中国家组织,并表示期待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从而成为“五国集团”(G5),以更加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高盛的研究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迎合而不是引导、更不是创造这一发展趋势。如果高盛沿用的依旧是“G5”,就没人在意它的报告。高盛的独到之处是它创造了一个概念:BRICs,而且还煞有介事地作了“精确”的论证。为了“精确”、“严谨”起见,它有意在G5与G7中分别舍弃了南非与加拿大,因为它们的经济规模“不足一提”。高盛的报告分析,如果BRICs四国经济顺利发展,那么在2025年以前其GDP将超过G6(除去加拿大)的1/2,在不到40年内超越G6,届时,只有美国与日本会留在全球六大工业国的名单中。 事实上,BRICs的经济规模仅为G6的1/8,用40年的时间消除数百年形成的巨大落差,谈何容易!且不论G7如何顺利发展,仅BRICs的经济崛起就势必荆棘载途。首先是内部问题成堆,两极分化严重、民族矛盾紧张、人口不断膨胀、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问题,这都对国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构成严峻挑战。连高盛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四国在未来发展中充满变数甚至风险。

  其次,外部问题更不容忽视。报告认为,BRICs首先影响的是全球商品市场,其次是耐用消费品市场,最后是全球资本市场。然而,在当今国际分工中,G7始终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决定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G7牢牢控制的金融资本对BRICs的产业与商业资本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在产业资本中,G7也具有明显技术优势。BRICs国家都以靠近、加入G7为荣,无心也无力与G7抗衡。

  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

  中国与其它BRICs等发展中大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因此存在很多共同语言,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积极发展与其它发展中大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努力推动多边平台的构建和加强,进而深化彼此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实现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有助于平衡和制约单边主义的肆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与某些发展中大国仍然存在着冲突隐患。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一些发展中大国迷失了国际竞争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主要威胁和竞争对手,因此存在着一种既希望与中国合作又对中国有所顾虑的心态,影响了发展中大国间的全面而深入的合作。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规划”走向两个极端,即“中国崛起论”与“中国崩溃论”,无论是“崛起”还是“崩溃”,都将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冲击,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将二者都 归结为“中国威胁论”,口诛笔伐可谓汗牛充栋。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论似乎正在“迎合”中国,出现了很多“变奏曲”。根据高盛的报告,尽管中国不是全球惟一崛起的经济体,但是以美元计,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在2005年超越英国,2007年超越德国,2015年超过日本,并在2041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尽管报告反复强调BRICs的崛起“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但是报告的结果很显然将中国置于一个十分显著而且与美国竞争的地位,这当然是G7尤其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美国坚信,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要遏制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挑战自己的地位。因此,若依照部分国内学者的一贯“敏感思维”,高盛的报告当属一首“中国威胁论”的“变奏曲”。(来源:参考消息特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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