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的方式

　　对一个人来说，在他百年之后仍能够影响人们、影响世界的方式大概有两种，一是思想，一是业绩，而普利策则兼具了这两种方式。

　　就思想而言，普利策在一百年前对新闻的诸多见解依旧影响着后人，他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和现实勇气依旧让人津津乐道，而他对政府和商业腐败行为展开的勇敢声讨至今勉励后来者保持新闻良知和锐气。

　　而更令人感叹的是普利策所具有的远见和智慧。尽管普利策对自己的产业很有信心，但他并不认为有哪座大楼会永恒存在，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著名的《世界报》仅比普利策多生存了19年，而普利策大楼在1955年也被夷为平地。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普利策为世人留下了一些永远不会拆除的“大楼”———普利策新闻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普利策已经故去94年，但根据他的遗嘱设立的普利策奖依旧熠熠生辉。如今，一年一度的普利策奖不仅是美国新闻业最令人垂涎的奖赏，也是对世界传媒业产生巨大影响的奖项和“风向标”，它所坚持的出色调查和公众服务原则早已超越国界，成为各国新闻记者所追求的目标。

　　普利策奖的设立不仅反映了普利策对社会迅速进步的敏感（这促使他很早就做好了对奖励体制做大范围变动的准备），也反映了他对传播学的深刻理解———仅就个人名声和思想的传播而言，普利策奖都堪称最佳的“传播”案例。

　　而另外一些大楼的影响则同样深远。在普利策的遗嘱中，他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了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这座今日已声名远播的学院在他去世后一年便成立了。而之所以这样做，用普利策的话说，是因为他对新闻业的进步与提高深感兴趣，并将这个毕生从事的行业视为一个崇高的职业，一个因其对人民心灵和道德产生影响的具有无与伦比重要性的职业。由此，他希望能够协助吸引正直和能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同时也帮助那些业已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们能够获得最高水准的道德和智力培训。而如他所愿，这些负载着普利策的理想和愿望的大楼不仅留存了下来，而且还从中走出了无数影响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业的大师和优秀记者，他们就像拿着接力棒，把普利策的思想和精神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在此后的90年间，无论是普利策奖的颁发，还是新闻学院里走进走出的新闻学子的身影，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吟诵着普利策的那段名言———“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的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而缺乏它，人民大众的政府既虚伪又令人嘲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个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就这样，一个人分配遗产的方式，成为了影响世界、影响未来的一个重要“媒介”。在普利策手中，他留下的有限的金钱发挥了近乎无限的效力，通过思想、奖项（指挥棒）、大学（活着的大楼）的诸多渠道的传播，普利策的自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他的精神也以独特的方式获得永生，而这是那些把钱带进棺材和“吝啬”地留给后代的富人所望尘莫及的。

　　不仅如此，普利策还教会了人们一个重要的传播“原则”，那就是：思想需要获得适当的“载体”才能实现影响长期化和最大化。这种载体可能是书籍，也可能是留下的公司（报社），更可能是一座图书馆、一个基金会，或者是像普利策留下的一个奖项和一座学院。

　　与那些仅仅留下一个公司或报社的人相比，普利策和福特们似乎更为成功一些，因为再辉煌的企业或媒体（就像《世界报》那样）也有可能最终面临关门的命运，但普利策奖、诺贝尔奖、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却似乎不会轻易谢幕或关门，它们的生动存在，永远都是它们的创始人最好的“纪念碑”，也是那些不仅钱袋丰富而且头脑丰富的富人们和成功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佳“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