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现象”为中国敲响警钟

　　历史如同人的命运，环环相扣，今天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在未来引发一连串的后果，所以一个对自己、对人民负责的人和政府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是予以周全的考虑。从这一点来说，1973年，当多数拉美右翼政府在试图通过大规模举债延续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而此后的债务危机和被迫接受国际债权集团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都是对这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惩罚。

　　《环球》杂志驻波哥大分社记者/叶书宏

　　拉美历史的钟摆经历30年，从右滑向左。到2005年3月，南美洲大陆13个国家中已有8个国家的元首是左翼代表。在社会矛盾突出的墨西哥，尽管距离2006年还有很长一段事件，但各政党间的选战已经拉开，其中左翼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奥弗拉多尔民调支持率高达80%，如果不出意外当选总统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导致拉美各国右翼政治失败的根源是什么？究竟在这30年间发生了什么？右翼政治淡出历史舞台又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

　　启示一：牺牲农业成就工业，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历史是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来看。把拉美社会危机的根源全部归咎于近30年右翼政党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有失公允。回溯到二战后初期，我们会发现，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进口替代模式所造成的工农发展失调实际上是日后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原罪。

　　二战结束后，国际市场对于原材料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业出口为拉美国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外汇，然而这些钱并没有用于农业的再投资，而是被投向当时处于优先地位的工业领域。

　　这种牺牲农业成就工业化的做法在70年代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长期缺乏投资和技术革新，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产量不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是通过无限制地开荒来维持的。

　　工农业发展失调造成的一个困境是大量中小农业生产者破产，并涌入城市，对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沉重负担。在拉美农村，殖民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大地产和小地产并存的土地占有结构，大地主拥有充足的土地和雄厚的资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并主要从事出口农产品的生产；普通农民拥有土地面积小，通常还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使土地进一步分割，甚至不足以容纳增加的劳动力，因此，他们通常只能从事一些普通的粮食生产。

　　这样一来，拉美国家的农业部门就逐渐形成了现代农业和小农业并存的局面，前者从事出口生产，后者从事以粮食为主的内需生产，长期以来，由于拉美工业化急需农业出口创汇，因此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和技术改造上向大型出口农业倾斜，从而导致了重出口、轻内需的局面，这使得从事内需生产的小农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广大小农和无地农民处境日益艰难，城乡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大量流民涌入更容易生存的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失业率持续攀升，从而为后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

　　启示二：举债风潮损害公民福利

　　历史如同人的命运，环环相扣，今天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在未来引发一连串的后果，所以一个对自己、对人民负责的人和政府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是予以周全的考虑。从这一点来说，1973年，当多数拉美右翼政府在试图通过大规模举债延续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而此后的债务危机和被迫接受国际债权集团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都是对这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权力腐败在这一席卷全大洲的举债风潮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由于政府对信贷规模缺乏监督，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取得政府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得巨额贷款，然后再以高利率贷给第三方，或者干脆直接把资产转移至国外；一些官员甚至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直接从私人银行贷款，然后转移至国外。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债权集团逼迫拉美各国政府按期偿贷，众多私人银行濒临破产。

　　为维护社会稳定，拉美各国政府对这些银行实行国有，私人债务转由国家承担，后来这些债务通过削减社会开支的方式转嫁到公民头上，真正从中受益的是那些发国难财的投资商和腐败官员。

　　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面临巨大的还贷压力，由此还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首先受到波及的则是社会开支。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80年代拉美国家用于公共卫生、教育、基本食品补贴等方面的开支人均减少30%，人均教育经费由1980年的91美元减至1985年的66美元。各国还普遍减少了许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墨西哥政府放弃了改建首都自来水供水系统计划，民众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社会动荡加剧，罢工、街头抗议、甚至哄抢超市的活动时有发生。

　　此外，为偿还外债，拉美各国政府大幅削减进口，导致内部供给紧缺，物价飞速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中下层居民生活日益艰难，社会贫富分化加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

　　启示三：经济改革不能以牺牲公正和加剧贫富分化为代价

　　财政危机使拉美社会陷入社会动荡的边缘，国际金融集团渐渐发现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有可能使拉美经济陷入永久的衰退，于是用“债权”换“经济主权”的方式迫使拉美国家接受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消除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多数右翼政府对此也欣然领受。

　　然而，这种不计社会成本、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得拉美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广大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社会敌视情绪增加，最终导致右翼政治生命的完结。

　　实施“结构调整方案”后，拉美右翼政府疾风骤雨般推动私有化，把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全部拍卖，由此在社会上造成大量失业，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此外，某些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卖给外国公司后，相关价格或费用大幅上涨，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特别是中下层消费者的利益。有些国家的电讯企业和国有自来水厂被拍卖后，电话费和水费成倍增加，引起民众的抗议。

　　在贸易自由化改革方面，一些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后，关税大幅下降，致使国内一批竞争力差的企业因为过急的开放陷入困境，失业大幅增加。

　　此外，“结构调整方案”还包括降低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像是食品、公共交通和水电的补贴、公共保健、公立学校和养老金开支；降低工人工资，紧缩银根，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开放外国投资并取消一切对外资的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使商品和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等。

　　如果对比进口替代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后者所采取的措施无不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扩张。从整个拉美地区来看，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贫困和贫富分化正在不断加剧。

　　拉美经济体系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拉美贫困人口已达2.27亿，占地区总人口的44%，极端贫困人口占20%，失业率高达11%。报告认为，除经济增长缓慢外，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也是造成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增多的重要原因。

　　目前，拉美地区的平均失业率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03年的10.6%，贫困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40%增加到目前的44.4%，整个地区2.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拉美地区人口1%的富人控制着地区财富的42.3%。据世界银行今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拉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目前拉美平均基尼系数已达0.522，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社会将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2002年至今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和海地相继发生的社会动荡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启示四：腐败是社会危机的催化剂

　　腐败现象在拉美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殖民时代已有之，到了最近30年，随着市场开放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权力寻租现象尤为猖獗。官僚、商人和国际资本组成一个个带有垄断性质的分利集团，他们垄断经济资源，操控舆论，影响政策制定，并从中牟取暴利。

　　在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背后就隐藏着惊人的腐败；此外，在部分国家，腐败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收取高额佣金，或者让自己的亲属承揽这些项目，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国家在面临外债偿还压力时仍然有大批巨资项目上马的原因所在。例如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尽管水利部门设备严重过剩，但政府仍然启动了一批耗资巨大的水利项目，等等。

　　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期间，腐败官员与国际资本勾结，通过暗箱操作以低于实际价值几十倍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并从中收取高额佣金，一些官员甚至自己成立“皮包”投资公司，几乎以资产价值零头的价钱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出售给投资者，从中牟取高额差价，此类现象不一而足。

　　在一些拉美国家，政治成为腐败官员短期内敛取巨额财富的捷径，政党对于国家的责任逐步消失，政府的公信力随之下降，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遭受广大民众的质疑，最终导致腐败之政党下台。

　　如果说80年代债务危机使拉美滑向社会崩溃的边缘，那么腐败就是涂抹在这段下坡路上的润滑油，加速了这一结局的到来。拉美著名作家VARGASLLOSA曾经这样形容拉美的腐败：“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

　　总的说来，造成拉美原执政的右翼政党失势的根源除历史和外部偶然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是拉美国家和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总结到一点，那就是没有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市场与政府调控、平等与效率、开放与保护，以及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等各方面的关系，这可能也是拉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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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