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勇气

　　在这个“纪念”的年份，爱因斯坦是关键词。因为他，联合国将2005年确定为“国际物理年”———100年前，26岁的爱因斯坦连续发表5篇论文，推出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从此，一切都不同了，而那一年，人们管它叫“奇迹”。

　　爱因斯坦的科学思维来自他对世界一种纯真的看法，他相信可以用“思想的实验室”来建立对真相的简单描述。孩童般纯净的视角，甚至使他对人类政治也抱以乐观的态度。

　　那个时候的欧洲，也的确弥漫着阳光般的情绪。关于“人类进步”、“理性胜利”的神话不断被续写，知识界一派欢欣鼓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他们抛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

　　战争的第二年，爱因斯坦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有一次会面；在燃烧的迷津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扮演着“那个冷静的反战者”。但罗兰还是感到了诧异———“爱因斯坦对于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判断令人难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没有一个德国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他还有些不解———“在这个梦幻般的岁月里，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他刚才还笑呢”。

　　中年的爱因斯坦是一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他反对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并劝人们拒服兵役。其间，他曾是国联“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的一员，最后却不得不承认：“它是我所参与过的最没有效率的事业”。于是，这位以揭示真相为己任的天才，开始感到了接触真相的苦痛：在这个浑浊的年代，理想注定乏力，它甚至是不合时宜的。

　　但现实却再一次跟天才开了玩笑。原子弹的毁灭性力量，甚至让它的“发明者”都目瞪口呆，而当这武器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炸响，人性便堕落到了崩溃的边缘。直面20万平民的伤亡，乐观的爱因斯坦几乎不能言语。许多年以后，在一场有关“广岛悲剧五十年”的讨论中，哲学家罗尔斯终于道出：原子弹轰炸对于结束战争实无必要，它之所以被投向日本，很大程度上出自于美国政治家、军事家对亚洲的种族主义偏见。而那时，爱因斯坦只说了一句：“我真痛心。”

　　两次世界大战的“黑暗经历”，没收了爱因斯坦的笑容。作为物理学家，他所还原的真相不断透露出“不确定”的信息，作为人道主义者，他却要坚持世界“不是上帝以掷骰子的方式决定的”。

　　致命的矛盾中，爱因斯坦痛苦挣扎，却不能够停止思考。1948年，他发表了一封《致知识分子的信》，反复追问：“什么是我们（科学家）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热望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这里不妨说，以爱因斯坦为象征的现代科技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大喜”与“大悲”之间的距离空前缩短；而喜抑或悲，却已经不是科学家这个特定群体所能掌控。历史的演绎，一次又一次地脱离爱因斯坦的设想，哪怕他拥有一颗公认为“最聪明”的头脑。

　　在爱因斯坦的晚年，他所栖居的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迫害，“自由民主”的声誉一落千丈。1953年，一位被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的教师，向爱因斯坦求助，他得到了这样的干脆回复：“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

　　回复见诸报端后，爱因斯坦即被斥为不负责任和“极端主义的”，麦卡锡则宣布任何接受建议的人都是“美国的敌人”。这多少让人联想到爱因斯坦最初的“纯粹”，但他再无需忏悔，因为这一次历史认可了他的斗争。

　　纪念爱因斯坦，我们或许很难简单地以“成功”这样的词汇形容他。他痛心，他微笑；他是众矢之的，他受万众景仰；他比谁都清楚现实的混乱和无序，却执意要质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这，是天才，更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