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涨与不该涨各执一辞

　　有意思的是，在喊“涨”之前，各大旅游景点刻意搞了所谓的听证会。然而听证归听证，涨价却是不容质疑甚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黄山涨了，九寨沟涨了，张家界、武夷山也都涨了。剩下北京没涨，实际的情况是，早在去年北京景点就已经涨价了，而且还是两倍、三倍的“疯涨”。针对景区涨价狂潮，近日，媒体展开了激烈讨论，绝大多数人说不该涨，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

　　正方：门票涨价缺乏法理基础

　　“五一节前说门票，听取涨声一片”。门票说涨就涨，而且来势汹汹。旅游资源虽然属国家所有，但经营权却划归企业管理。对此，经济参考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在旅游资源的经营上，“多讲市场性，少讲计划性，充分地放权给具体的经营部门，让经营者充分享有经营自主权”，这是多年来旅游资源改革的出发点。到今天，旅游资源该拍的也拍了，该卖的也卖了。

　　经营权被转让以后，各大旅游景点为了利润最大化，更有北京老大哥做出的榜样，于是吵着要涨价。这时，各地的政府说：行，但先要听证。各大旅游景点于是忙着搞听证，请的听证代表却不是本地的，就是本单位的，或者干脆是家属和当地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听证变成了走过场，而涨价不但顺理成章，涨多少也由各大景点按照利润最大化来计算。

　　在法律文本上，旅游资源不仅是一种国有资产，而且还是一种“公益性国有资产”。各级地方政府也只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自然旅游资源虽然在产权上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按照西方产权学派的划分标准：一个高质量、明晰的产权必须具有排他性、可转让性、继承性三个特征。旅游资源却并不完全符合上述标准。因此，大多数旅游资源的产权界定相当不清晰，也不符合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前提条件。

　　旅游资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有着“独此一家”的垄断性，垄断是一个市场失灵的范畴，是无法单纯用市场来调节的。现在各大景点要通过涨价这道杠杆来“市场化”，在产权不清晰的状况下，假如一旦失去控制，景点将被当作无主物而滥用，到那时，自然、文化遗产不是被保护而是被彻底破坏。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一旦资源变得稀缺了，就喊着要涨价，市场好像变成了一个万能的工具，可以调节一切。却不知市场的局限性往往使得市场经济变成了一种坏的市场经济。自然、文化旅游资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资源，远远超过狭隘的经济价值。现在对于这些自然、文化遗产，全国上下都似乎存在着一种危险倾向，以为这可以与一般资源一样用，等同于“拍卖”的方式来追求利润最大化。

　　将政府对自然旅游资源的管理混同于政府与一般国有企业的关系，企图通过市场定价来阻止资源的流失和浪费，这是重大的概念混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反映供给能力和居民的消费水平，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对旅游资源进行适当的价格调节，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可是现在不仅涨声一片，而且价格更是成倍的增长。从已经公布的涨价情况来看，黄山从130元涨到了200元，张家界从158元涨到了245元，厦门鼓浪屿更是从3元涨到50元。这种价格是否掂量了居民的心理承受力？是否考虑了国民的可支配消费的增长。

　　我们应该警惕作为公共产品的旅游资源变成了某部分利益群体牟利的工具，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权经济，一种坏的市场经济。自然、文化等旅游资源“独一无二”的垄断性给了这种坏的市场经济以可趁之机。

　　反方：节日涨价没有错

　　“五一”黄金周即将来临，国内多数著名景区先后宣布涨价。反对之声铺天盖地而来，有人甚至说“黄金周”将变为“宰客周”。然而在一片“骂声”中，一位姓盛的先生日前在广州日报发表文章反问：景区节日涨价，何错之有呢？

　　首先，市场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当供给严重不能满足需求时，价格就会上浮。这是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律。

　　其次，调整价格是商家的权利。只要不违反《价格法》，比如没有构成暴利或倾销，商家完全可以自主定价。虽然景区基本上都是国有的，但旅游产品的属性是商品，而不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

　　第三，从景区的管理角度讲，利用价格杠杆调节游客人数也是必要的。近年来，每到“黄金周”，游客人数就成倍增长。由于游客严重超过最佳接待量，很多景区不堪重负。除了抬高价格门槛，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再说了，提高票价以减少游客，在保护景区的同时，也维护了游客利益。为什么每次“黄金周”结束后游客都抱怨颇多呢？风景都淹没在人海中了，游客能没意见吗？与其如此，何不早早涨价将部分游客挡在门外呢？

　　也许有人要说，我很想在“黄金周”旅游，但票价太高，游不起了。对这些低收入阶层，我感同身受。说实话，我最渴望能太空遨游，但数千万美元的花费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呀。只好不去了！旅游也是一种消费，消费者需要量入为出。作为中低收入者，我们应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选择景区，而不能“剥夺”景区上浮门票价格的权利，就像不能指斥俄罗斯航空航天局“太黑”一样。

　　《江南时报》 (2005年04月20日 第十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