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日关系

　　林 昶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

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及至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

　　我国几代领导人一贯倡导中日友好

　　在中日双边关系三个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中，人们都可看到“中日友好关系”表述。特别是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建立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也是我国几代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对日方针。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195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对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对日工作总方针、总政策做了具体阐述和发挥。这一对日工作的总方针、总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在于强调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不在广大日本人民，责任应由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来负，日本人民包括普通士兵也是受害者；在于争取广大日本人民，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同广大日本人民，争取后者，孤立前者。

　　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只是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倡导发展中日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终，促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崭新的一页。

　　周恩来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曾强调指出：“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许多年以后，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时，感慨地说道：“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这段评语是十分中肯和恰如其分的。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历来重视中日关系，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1982年和1984年会见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时曾说：“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长期的国策。”“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他不仅于1978年10月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有中日建立长期睦邻的友好关系。

　　邓小平在1987年5月5日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1989年末，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樱内义雄等日本老朋友时曾深情地说：“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关注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作为我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结合新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与时俱进，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日关系及日本问题的新论断。

　　江泽民一再强调：“在我们看来，对于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他还主张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登高望远，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中日关系，使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1998年11月，江泽民第一次作为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访问了日本，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的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件。

　　2000年5月20日，江泽民在会见2000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使节团主要成员时，进一步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明确指出了我们处理对日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这就是，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出发。同时精辟地指出：“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

　　200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走上前台。同年5月31日，胡锦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指出：“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之后，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放眼长远，筹划大局”的主张。

　　胡锦涛还在2004年5月指出，中日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这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共同口号。

　　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强调了加强和改善中日关系的三个原则：“中日关系要在恪守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三个文件的基础上，遵守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60周年，纪念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回忆起战争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以至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我们希望日本方面也要把握这个机遇，促进中日的友好。第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日美安全同盟是日美双方的事情，中国之所以关心就是因为它涉及了台湾的问题，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予以干预。第三，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有很大的潜力，特别是在经贸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两国的共同发展。”

　　温家宝还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中第二条，是由双边的外交部门共同着手进行加强中日友好的战略性研究。

　　我国领导人上述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论述昭示我们：

　　第一，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

　　中日为什么“要永远友好下去”？这是中日面对“两国是永远无法搬开的近邻”的现实、承接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所做出的正确抉择。中日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还因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长期的国策，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第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江泽民以至新一代领导人，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特别是对少数日本右翼破坏中日友好以及否认侵略战争等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判。

　　周恩来将中日关系交往史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邓小平说“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邓小平说过，中日关系要既讲友好，也讲斗争。但他强调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因为“问题”而破坏“友好”，不能因为“局部”而颠覆“大局”。邓小平的这个论点与周恩来主张的“求大同，存小异”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领导人所做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关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和“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就是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应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要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起。民间友好是中日友好的根基所在。它准确地抓住了今后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关键，精辟地阐明了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刻本质与坚实基础，有着十分深刻的含义。

　　中日友好的旗帜要永远高举下去

　　我国历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日世代友好这面旗帜要永远高举下去。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而无论是从“对发达国家外交”还是从“对周边国家外交”看，对日外交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正如胡锦涛同小泉首相以及其他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所表示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日应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中国重视与近在咫尺的发达国家日本的睦邻外交，正是我国“和平发展”国家战略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是我国推进“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过去100多年，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为了维护我们这块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我们应特别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正在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显然，对日本人民讲友好与对日本右翼作斗争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日本人民讲“友好”恰恰显示了对日本少数右翼的“强硬”，因为通过同日本人民讲“友好”促使中日友好关系健康发展，就不利于少数右翼扩大其影响和势力，不利于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拿选票，这才是少数右翼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

　　可以说，惟其中日关系出现困难，才更需要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而破坏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恰恰是日本右翼和强硬派推行“军事大国”化政策的需要，因为包括修改和平宪法在内，日本右翼和强硬派推行“军事大国”化政策不能不求得国民的支持，不能不赢得国民的选票。因此，任何破坏两国人民友好的行为在客观上恰恰起到了帮助日本右翼和强硬派的作用。

　　胡锦涛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我们一定通过争取大多数，争取和平主义力量，促使对华和平友好的政治力量和政策主张在日本国内获得更高的“支持率”，才能有力地反击日本右翼和强硬派掀起的逆流，防止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和强硬派牵着鼻子走，坚决粉碎日本右翼通过挑动民族仇恨将中日友好关系引向相互对立对抗歧途的图谋。

　　中日关系关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经验、国际时局以至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对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坚持我国几代领导人倡导的“中日友好”方针比过去更加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副主任）（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