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考验的时刻

　　世事如棋，全局之下流淌的万钧之力，常常持久地表现在一两处“管涌”之地。百余年来，东亚地区海洋与陆地之间的角力，反复纠缠于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这两点。其形势的反复与相似，足以让国际关系学者扼腕叹息，让历史学者会心微笑。眼下，朝核与台湾问题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动态门槛，对中美两大国构成新的双向考验。

　　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从去年6月至今，终止已近一年。近日美国政府称朝鲜宁边核

反应堆已暂停运转，目的是提取更多可制造核武的钚。美国有关可能将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说法表明，朝核问题有可能将进入更为险恶的新一轮博弈。

　　与此同时，美国仍对中国寄予厚望，并向中国施加一定压力。毕竟，前三轮会谈的顺利举行与北京的努力直接相关。美国学者私下的说法更加直接，中国处理朝核问题的方式，将成为美国对中国作出战略性判断的重要依据。

　　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来说究竟是敌是友，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政界、学界反复讨论而难解的问题。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是否“积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型塑美国战略界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眼下，美国国内已经有一些所谓“强硬派”对中国的态度与作用感到“不耐烦”。

　　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开始访问祖国大陆。这是自去年年底台湾“立法院”选举后，围绕台海局势的若干积极信号中的最新一个。显然，台海局势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客观地说，在此前几年，布什政府在遏制“台独”方面的作为为化解危机、渡过难关发挥了积极作用。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合作。

　　然而，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变化。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很可能又要面对其对台政策的消极面。翻开中美关系的历史，1980年代初中美关系发展迅速，两岸关系也开始解冻，中美就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展开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的会谈。就在美国对华政策积极面日显的过程中，美国国内要求平衡其对台海两岸政策的呼声也暗潮汹涌。最终，中美签署《八·一七联合公报》，美国承诺对台军售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后几年的水平，并最终随形势发展将逐渐停止对台军售。但在此之前，总统里根已经以“总统文件”的形式对台湾作出“六项保证”，包括美方不同意设定对台军售结束期限、不接受军售前与中国政府磋商的要求、不在两岸间扮演调解角色、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等。时至今日，《八·一七联合公报》的精神早已被违反，“六项承诺”却仍被历届政府所遵从。

　　翻出这段陈年往事意在说明，一国外交政策由多种因素影响。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历史记忆等要素都“束缚”着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与范围。在这些背景未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一国对其外交政策做重大改变的难度很大。在1980年代那场平衡“游戏”中，里根政府所作所为固然缺乏信用，但抛开感情因素看，美国选择平衡两岸的政策又是必然。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的立场有同有异非常自然。在地缘利益、友好传统等决策背景下，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不可能完全如美国所期待的那样。这正如美国的对台政策也不可能完全如中国所期待的一样。能否理解这一点，避免让朝核等具体问题影响中美关系全局，对美国是一个考验；而中国能否在充分考虑相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成功地促使朝鲜重回六方会谈，并确保半岛无核化，也是对中国外交的一大考验。

　　同理，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固然在过去几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能否避免不切实际的幻想，未来一旦美国政策的另一个面向显露出来的时候，能否处变不惊甚至提前预案，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考验；而能否在地缘利益、意识形态和历史感情的“束缚”下，持续对台海和平乃至两岸的和平统一发挥积极作用，对美国则构成挑战。

　　简言之，在朝核与台湾问题都可能发生阶段性变化的时刻，中美双方都承担着对方更大的期待，中美关系由此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对自己，能否突破“限制”与“平衡”，发挥外交创造力与想象力，尽可能作出有利于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对对方，能否考虑“限制”与“平衡”，以现实的态度理解对方的决策困境，是双方共同面临的考验。毕竟，作为崛起的大国与守成的大国，通过此一考验，处理好中美关系大局，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