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美国兵的苏联兵——老兵库茨的传奇经历

　　【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3月29日文章】题：乌克兰小伙子成了美国“团的儿子”（作者　亚什拉夫斯基）

　　现住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库茨是二战中唯一既在美军又在苏军中当过兵的苏联人。他对本报记者讲述了那段传奇经历。

　　做劳工当上美国兵

　　1942年，我才14岁，在乌克兰波尔塔瓦被军警抓到德国当劳工。起先在车站卸货，活很重，完不成定额就扣口粮，身体弱的很快就进了焚尸炉。后来我被分配给一个德国农户干活，那家待我不错，活虽然重，但能吃饱。

　　当时战争接近尾声，美军已到附近。一天我跟德国主人从城里回乡时，看到德国兵往路旁的大炮上加伪装。美国兵已进村，我用德语、俄语和乌克兰语告诉他们，德国兵给美军设了圈套，他们谁都没听明白。这时有个懂德语的美国兵开了吉普过来，我跟一个波兰劳工一起总算把情况对他们说清楚了。

　　那个美国兵叫梅利，问我是否愿意当兵，说他车上的机枪手刚牺牲。我当然愿意。他给我领来全套军服，教我英语，还教我打枪。于是我就成了美国第四步兵师的一员。美国兵的头盔外层为钢，里层为模压纸板，我图轻便，只戴里层，被老兵大骂了一顿。

　　当时美军的官兵无太大区别，吃一样的饭。第一次领到口香糖时，我把它嚼了嚼，全咽下肚了，还奇怪美国糖怎么粘牙！

　　我们是师里的侦察兵，开着吉普在前头，后面跟着一辆装甲车。一次我们正要从大路拐上桥，看到有两个德国兵在前面摆弄一个盒子。梅利大叫：“开枪！”我一扣扳机，没动静，原来慌忙中忘了开保险，而后面的装甲车还没跟上！

　　这时德国兵已经跳上摩托车，我赶紧扣扳机，摩托车失控掉进了道沟。梅利在桥头停下车，用军靴跺灭了德国兵点燃的炸药导火索。一个德国兵还活着，我缴了他的枪，另一个被我的机枪扫断了胳膊，胸口开裂，露出的肺还在呼哧呼哧地喘……这是我打死的第一个德国鬼子。

　　我在战斗中犯过一个致命错误。那是1945年4月，我们奉命拦截一批想逃进山里的德国党卫军。突然，梅利发现前方有个车队，就对我说，等德国人到100米再开火。差不多100米了，我猛然开火，车队里发出一枚绿色火箭弹……梅利像疯了似的大喊：“别开枪！”

　　晚了，已经有6名美国弟兄倒在我面前……但是，我没受到任何处分，梅利也安慰我：“战争嘛……”多年后我到美国会见老战友时还担心这6人的家属会找我算账。[1][2][3] [4] [5]

　　返乡途中转入苏军

　　4月底，我得知第四师的仗已打完，就想回家找我娘了。弟兄们都劝我留下，我不肯。临走时他们在一张纸片上用铅笔留了住址和电话。梅利给了我他母亲的照片，背面写上了地址。

　　师里给了我一辆缴获的奔驰车，上面蒙了橘黄色的篷子———怕盟军空军以为这是德军的车。从反光镜里，我看到战友们跟着我的车跑了很长一段路……

　　我先到慕尼黑，后开往萨尔茨堡。突然我被一个大个子黑人警察拦住，我没明白他的话，想用德语跟他解释，他马上脸色发白，掏出手枪，把我带到长官那里。我掏出证件，说明了情况。中校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啊，俄国人！”

　　这是巴顿将军的集团军。很快，苏军那边来了一位将军，也就是我未来的第五近卫空降兵师师长阿福宁。有个美国中尉把我拉到他跟前说：“这是你们的小伙子，跟我们一起打遍了德国！”

　　美军端出了葡萄酒庆祝会师，也给了我一杯，我还说了句祝酒词。这样，我就算正式从美军转到了苏军。这个“仪式”也为我免除了后来的许多麻烦。负责接待我的是师反谍机关特派员什瓦廖夫大尉。他让我穿着美国军服，潜入美方完成侦察任务：这时苏联已经在考虑对付美国了……

　　有一次，在见到阿福宁将军时，我请求他让我复员：“您看，我还不到18岁呀！”临走时，什瓦廖夫大尉悄悄地对我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千万别说你在美军作过战。”

　　我作为前德国劳工在罗马尼亚的雅西市经过甄别，回到了家乡。什瓦廖夫的忠告太重要了，后来比我“罪行”轻微得多的苏联人都丢了脑袋。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时代我才“坦白”，给克格勃写了信。

　　美军战友临别时用铅笔给我写的纸片我一直保存着。我担心字迹模糊，又用钢笔把字描了一遍。1989年，我终于到美国同老战友见了面。[1][2][3] [4] [5]

　　废墟与希望—纳粹德国的最后日子

　　对于德国、欧洲乃至世界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是一个告别劫难和决定人类近半个世纪的新世界秩序的开端。在德国人眼里，它也隐藏着“一个美好未来的萌芽”

　　编者按　时光飞逝，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60年。为追忆那段用鲜血写就的历史，本报今天特别推出“二战记忆”专辑（9版至16版），通过老兵的回忆、档案的披露和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回顾这场给人类历史带来深重灾难的残酷战争。岁月悠悠，人类已踏上新的百年路程。然而，全人类都永远不能将这段历史遗忘，而应让它警钟长鸣。

　　【德国《军事历史》月刊4月号文章】题：“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三帝国的灭亡”（作者　里夏德·格贝尔特）

　　1945年1月30日，即希特勒夺取政权12周年。这一天，他最后一次向德国人发表广播讲话，预言要“拯救人民”并战胜“财阀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密谋”。3月18日，希特勒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妄向他的装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解释到，德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已被证明过于软弱，“未来只属于比较强悍的东方民族。战斗之后留下的只有卑微；因为品德高尚者已经阵亡”。

　　希特勒在4月28日至29日间立下的遗嘱中写道，决心把德国人民带入他自己的毁灭中。他还在遗嘱中指定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元帅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担任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总司令。当第二天希特勒自尽时，德意志帝国近乎全面崩溃。德国国防军分崩离析，德国的城市陷入废墟和瓦砾之中，曾希望成为大日耳曼世界帝国首都的柏林已处于苏联红军的枪口下。

　　兵临城下

　　从1944年底开始，就有越来越清晰的迹象表明德意志帝国行将彻底失败。1944年底，德军发动阿登战役，尽管初期取得一些胜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是国防军灾难性的军事失败。德国空军发动代号为“底架”的大型攻势最终也变成一场致命的失败。除此之外，盟军还有系统地轰炸德国的工业生产设施。1945年1月，盟军开始朝柏林方向进击。3月7日，美军在雷马根成功夺取鲁登道夫大铁桥，在莱茵河东岸建立一座桥头堡，为盟国进军德意志帝国的中心奠定了基础。

　　1945年1月12日，人数与装备方面均优于敌人的苏军从东线发动冬季攻势，并将战线从魏克瑟尔河推进到奥得河。出于对苏联红军的恐惧，1945年上半年大批德国人从德国东部、中东欧和东南欧逃难。后来，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的驱赶下，德国难民再次出现大规模的逃亡，估计总人数有1200万，其中200万人丧生。这时德国的战争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再也不能从以前占领国往国内供给食物了。德国居民的食物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直至中断。

　　1945年4月25日，西方盟军与苏军在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会师。从而形成对纳粹德国的东西夹击。在西线，美国第69步兵师经莱比锡向托尔高进发。在东线，苏联第58近卫炮兵师正接近托尔高市。美苏士兵在位于德国中部被红军摧毁的易北河大桥上握手致意，象征着纳粹政权的灭亡。

　　5天后，红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第765近卫团的士兵经过激烈战斗后，将红旗升到柏林帝国国会大厦的顶部。5月2日，在经历了10天交战之后，柏林的防御全面瓦解。中欧的核心地区由此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西方盟国的部队停留在维斯马—维滕贝格—易北河—穆尔德河—卡尔斯巴德—比尔森—林茨一线。另外，一支英军快速推进至从维斯马到吕贝克的波罗的海一带，从而阻止了红军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继续前进。[1][2][3] [4] [5]

　　军事缴械

　　卡尔·邓尼茨于5月初执政，并掌管剩余的德国武装力量。他被视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追随者，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还坚信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会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但是，在最后一刻，他不再幻想还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了。当邓尼茨成为纳粹政权的接班人后，他的目标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这场战争，即让尽可能多的东线士兵免遭红军俘虏并让尽可能多的难民到达西部。

　　为了赢得足够的时间，邓尼茨巧妙地实行了分阶段投降政策，英美指挥官对此表示接受。1945年5月4日，德国武装力量在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投降。西方盟国方面曾向苏联人提出过一个局限于地方受降的建议，但遭到拒绝。苏联人同样也否决了邓尼茨提出的向西方盟国部分投降的建议。反希特勒联盟坚持，德国武装力量必须无条件地向所有3个盟国投降。

　　1945年5月7日，约德尔上将在驻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大本营总部———法国西部城市兰斯签署了投降书，宣称“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向所有听候德国调遣的武装力量下达命令，从中欧时间1945年5月8日23时01分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为表彰红军将欧洲从纳粹政权暴政下解放的贡献，有关方面达成一致，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苏军大本营再举行一次签署投降书的仪式。1945年5月9日0时16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海军大将和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上将以国防军最高指挥官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的名义签署了第二份投降书。两份投降书虽然在实际内容上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欧洲的战争却是以后一份投降书作为结束的标志。

　　政治投降

　　对于如何处理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盟国虽有所考虑，却未形成统一的政治方案。在战争最后几周内，主要战胜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显出轮廓。

　　在德国投降后的几周，由于各自的观念不同，人们已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间未来的关系产生了不安。但是，只要东亚的战争仍在继续，合作的意愿就会在美国一方占上风。没有苏联的帮助，将很难战胜日本。

　　“战友”们首先在查明和惩办犯有战争罪的第三帝国责任人以及惩办战犯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随着纳粹战争罪行的不断曝光，德国的交战对手越来越憎恶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战胜国在成立一个国际诉讼机构上也取得一致意见，并准备帮助此前被德国占领的奥地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恢复主权。此外，在利用邓尼茨的代理政府以确保实现有序和迅速投降方面也未遇到难题。盟国同样关心的是，促使从法国大西洋海岸到波罗的海孤军作战的德国部队以及在海上的德国潜艇尽快停止战斗行动。总共有大约1110万德国士兵被同盟国俘虏，其中315万被苏联俘虏。

　　1945年5月23日，在苏联的压力下，邓尼茨政府的所有成员被逮捕。与1918年一战结束时形成对照的是，德国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因此也就没有以全体德国人民名义讲话和提出要求的主管机关。这一状况是同盟国有意而为之，不过它也反映出同盟国厌恶跟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物做任何接触。为了明确表示它们的统治要求，1945年6月5日，同盟国发表《柏林声明》。声明规定，同盟国接管“德国的最高统治权”，但同时也确定，这并不意味着对德国的吞并。通过同盟国这一单方面的声明，在军事投降之后，现在该正式实施德国的政治投降了。

　　西方盟国部队进驻指派给它们的柏林区域，为战胜国在波茨坦召开结束二战的会议铺平了道路。1945年7月1日至4日，红军也开进此前由西方盟军占领的萨克森、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以及图林根等地区。[1][2][3] [4] [5]

　　两德分治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的“三巨头”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晤，法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从外表上看，会议给人一种团结的气氛，而实际上谈判充满利益冲突，尤其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一方和苏联为另一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争议较大的议题是波兰的边界和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

　　在经过将近两周毫无结果的协商后，美国国务卿伯恩斯仍成功地通过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直接谈判，促成会议取得成功。在放弃对德国的“肢解计划”后，“三巨头”于7月30日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在占领期间，至少将德国看作一个“经济统一体”。尽管还未成立德国中央政府，但是在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监督下，可以成立由“国务秘书”领导的“若干重要的德国中央级管理机构”。除此之外，苏联放弃了固定的赔款数额，但条件是西方国家同意将波兰的边界往西移至尼斯河和奥得河一线以及签署和约。

　　尽管如此，根据《波茨坦公报》，在剩余的德国领土上，形成了两个相互分离的经济区域，分别建立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从此，美苏关系决定了在东西分界线上的德国分裂。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让日本意识到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技术上都陷入了一场劫难，也促使日本迅速寻求“停火”。随着日本1945年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东亚正式结束。

　　在一个美国的民主理念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梦想之间充满意识形态矛盾的世界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立的核威胁在未来几十年内制约了昔日反希特勒盟友大国之间的战争危险。对于德国、欧洲乃至世界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是一个告别劫难和决定人类近半个世纪的新世界秩序的开端。

　　对德国人来说，结束战争不仅意味着从外部铲除纳粹政权以及拉开随后两个德国并存发展40多年的序幕。而且，正如前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85年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终于真正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理解为解放，同时它也隐藏着“一个美好未来的萌芽”。[1][2][3] [4] [5]（来源：参考消息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