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当今世界的几大极端势力(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8日13:10 新华网

　　文／瞭望周刊记者

　　段廷志（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戎昌海（本刊驻柏林记者）刘瑞常（本刊驻马德里记者）卢涛（本刊驻莫斯科记者）陈俊锋（本刊驻中亚记者）翟景升（本刊驻雅加达记者）

俄罗斯光头党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将世界拖入了灾难之中，二战胜利后，这些反和平、反人类的极端势力有的被彻底清算，有的则隐姓埋名、花样翻新潜伏下来，余孽难断。但在整个冷战时期，美苏对峙下的冷和平使得这些极端势力难以抬头。

　　然而，冷战的结束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新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及极端宗教势力抬头，公然挑衅人类良知，威胁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关注、遏制极端势力的滋长，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形形色色的极端势力

　　对于中国及亚洲邻国而言，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近代日本带来的创痛。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近现代日本的右翼势力在一战结束后迅速壮大，到上个世纪30年代猛烈冲击直至左右着日本国策。很多右翼团体如“大日本兴亚联盟”、“黑龙会”等，不仅在国内支持殖民战争，还到邻国直接从事侵略勾当，祸害四邻。而当今的日本右翼势力就承脉于这些团体。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出于反共冷战需要，对日右翼势力的清算“急速地失去热情”，一些臭名昭著的右翼势力因此逃过了灭顶之灾。

　　和战前相比，日本右翼势力在复活之初具有“反共、从美、暴力化”三大特征，经常被日本政府作为对抗进步力量的工具、打手，多次制造袭击进步人士以及打、砸、烧事件。自20世纪70年代始，右翼团体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迅速增加；很多右翼团体还否定现行政治体制，主张恢复“天皇权威”。在修改宪法、扩充军备、教科书审定、靖国神社国家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频惹事端。但总体上，冷战期间，日右翼势力虽不断发展，但受到日本国内“革新势力”、和平民众的有力压制。其社会存在被局限于非主流地位，政治存在被拘泥于民间；其行为的过激化、暴力化更长期受到国民的指责。

　　冷战结束以来，一方面美国出于霸权战略考虑，纵容日右翼势力的大国化诉求，另一方面日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亲近、同情右翼势力的政治力量在增强。另外，冷战后日本国民在大国化情结增强之时，又对国内政治经济生态不满，急于改变现状。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同右翼势力的“反现状，反体制，谋求大国化”的诉求产生了共振。在上述有利环境下，日右翼势力的社会存在感明显增强，气焰更加嚣张；其活动也开始进入庙堂，直接影响国家决策。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各右翼团体都是根据主张、主义相聚成伙，独立运作。这些势力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修改宪法、宣扬国粹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坚持“大东亚战争论”，发展军事力量，向海外派兵。据估计，当前全日本大致有1000个右翼组织，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其中比较活跃的右翼团体大致有800个，约1．6万人。而在这些活跃团体中，属于暴力集团的右翼团体有300个，约3600人。有日本专家甚至认为，现在行动最活跃的右翼团体中，80％是打着政治结社的幌子四处敲诈钱财的“暴力团”。因此，监视右翼分子的活动也是日本警察部门的例行公事，日右翼团体的街头宣传、示威等活动都必须有警察“伴随”。尤其对诸多打着右翼团体旗号，纯粹搞暴力勒索活动的“伪右翼”，日本警察往往格外“关照”，防止其违法扰民。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气焰日益嚣张，其危害性也逐渐暴露。现实表明，右翼势力已成为日本加剧右倾化的最活跃、最卖力的推动者，照此下去，其左右国策，推动日本内政外交“走回头路”的危险性并非完全没有。日本长远的稳定、发展也将面临着挑战。

　　而且，右翼势力的膨胀严重影响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友好合作。无论是在历史问题还是领土争端问题上，右翼势力都在煽风点火。右翼势力坐大也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当前日本右翼团体虽见解多有分歧，但在军事大国化方面却“高度一致”。一些右翼势力要求日本发展军备、海外炫耀武力的欲望已到了焦渴狂躁的地步。综观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大国化论调，既继承了近代军国主义扩张的理论，充满对当年“大日本帝国”的怀念，又吸收了美国的霸权理念要素，实践上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比如，当前很多右翼势力在积极鼓吹加强日美同盟，把中国台湾问题纳入所谓“共同战略目标”。这种言行本身带有浓厚的霸权色彩，如果付诸实践势必会对国际安全乃至日本自身安全造成严重后果。

　　和日本不同，战后德国政府对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了真诚道歉、深刻反省。但是也仍传出不和谐音。正当政府和民众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深刻反省纳粹所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之际，德国国内新纳粹和极右势力则在德国多个地区举行了规模不等的集会活动。

　　目前，德国共有三个主要的极右党派，分别是德国人民联盟、共和党和德国国家民主党。其中于1964年成立的国家民主党是德国目前最主要的极右政党，目前约有成员6500人，是一个由新纳粹分子组成的具有反犹、排外和暴力倾向的极右组织。该党甚至计划在5月8日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举行大规模集会，而且游行队伍还要经过附近即将落成的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从上世纪60年代起，该党先后成功挤入了多个州和地方的议会。

　　令人担忧的是，根据德国宪法保卫局公布的报告，近年来德国具有极右势力背景的暴力事件以及有暴力倾向的右翼极端分子人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青少年中暴力倾向增加的现象十分明显。极右势力利用互联网等先进的传播手段，大肆宣扬、传播极右思潮，招兵买马。

　　在西班牙，最著名的极端势力当属成立于1959年的“埃塔”（ＥＴＡ）组织，“ＥＴＡ”是巴斯克语“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的缩写。“埃塔”成立之初，曾经是一支要求民主的进步力量。但在弗朗哥1976年病逝、西班牙独裁政权倒台后，“埃塔”没有顺应时代潮流变化，继续从事恐怖活动，引起人民的普遍反对。“埃塔”组织系统神秘，号称有1万人，其中有3000人分成若干突击队，用暗杀、绑架和汽车炸弹等恐怖手段，主要袭击与他们为敌的政府官员、企业家、记者和警察等。近30年来，“埃塔”组织共杀害了1000多人，数千人受伤。近年来，由于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这个民族分裂组织的打击力度，去年以来，“埃塔”组织的恐怖活动明显减少。目前，“埃塔”组织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在俄罗斯，光头党已成为俄社会问题的沉疴。10多年来，俄罗斯各地光头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以“俄罗斯保卫者”的身份自居，频频制造袭击事件，让驻俄外国公民谈虎色变，也让俄政府头疼不已。

　　“成为一名光头党很难，但很光荣。光头党是本民族和种族的士兵。正是他们站在种族冲突的最前列”，这是俄罗斯一个光头党组织宣传手册上的一段话。

　　据莫斯科人权局今年4月公布的资料，目前，俄罗斯国内共有近5万名光头党成员，遍布俄国内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加里宁格勒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地，光头党势力比较庞大。但俄境内的光头党成员到底有多少，恐怕没人能真正说清楚。

　　2004年，俄罗斯的光头党和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活动比较猖獗，他们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宣泄民族仇恨，并对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进行报复。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中有20多个国家的160多人遭到光头党成员的围攻毒打。

　　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还在去年举行了首次合法集会，提出了要在全俄罗斯范围内采取行动的要求。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认为是“外国人侵占了俄罗斯美丽的城市，抢走了本属于我们的住房，喝我们的水，呼吸我们的空气，就像贪婪的硕鼠”。一项社会调查显示，竟有近1／3的俄罗斯人认为，光头党是俄社会的“卫生员”，他们在帮助清除这个国家的污泥浊水。

　　由于光头党袭击事件频发，俄政府和警方遭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与非难。有专家指责说，俄警方总是试图掩盖很多犯罪带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性质，将一些严重的案件轻描淡写了事。的确，俄警方经常将光头党袭击事件定性为“流氓滋事”，轻易就将“少不更事”的光头党成员释放。

　　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哈萨克斯坦等一些国家。自独立以来，这些国家就共同面对一个重大问题：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近年来，这里的毒品走私屡禁不止、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猖獗、武器在民间流散的情况严重、非法移民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愈演愈烈，这些都成了中亚地区进一步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跨国性质的，同时对中亚周边也造成重大威胁。发生在中亚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是哈萨克斯坦安全部门2004年11月在哈境内破获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该组织是“基地组织”在中亚的一个分支。调查显示，这个恐怖组织成立于2002年，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活动，总人数为50多人，其中哈公民有20人。这个组织2004年三四月间和7月分别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其中包括乌首都塔什干自由市场爆炸案、美国和以色列驻乌大使馆爆炸案以及乌最高检察院爆炸案。

　　目前，哈是国际反恐联盟的反恐战场之一，恐怖分子不是把这里作为恐怖活动的目标，而是作为藏匿和培训人员之地，伺机对周边国家进行恐怖打击，尤其是对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地区的一个主要极端组织是“伊斯兰解放党”，它在中亚各国都有活动。据吉尔吉斯斯坦官方的材料，这个组织在吉境内，主要是在南方的贾拉拉巴德和奥什地区，共拥有2000名成员，他们大肆宣传极端宗教思想，宣传对象不仅是普通百姓，还包括军人、政府官员，其目标是反对美国以及世俗政权，建立极端宗教的“哈里发”国家。除了存在着“伊斯兰解放党”的猖狂活动外，塔吉克斯坦境内还存在着一个名为“誓言”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的一些头目曾帮助阿富汗塔利班打过仗。据塔情报部门推测，该组织同武装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有直接联系。

　　地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在全国2．2亿人口中，穆斯林约占到了87％。按照宪法规定，人人都信教。独立近60年来，印尼政府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当局基本上采取了疏导主流，推动各教派之间的和谐共处，并对走极端者采取限制与坚决打击的政策，绳之以法，以保证国家社会的稳定。

　　但是，印尼多年来一直受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严重困扰，近几年又出现了恐怖主义，这实际上是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政治变种势力。三股势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相互利用，构成了对印尼社会安全与稳定的极大威胁和隐患。

　　此外，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003年，印尼存在着多达13个准军事性质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分属民主斗争党、专业集团党、民族复兴党、民族使命党和全国两个最大的穆斯林群众组织——伊联和穆联。这些民兵组织是政治打手，配备有制服和各种刀剑棍长矛等武器，黩武色彩浓厚，自行执法，自行行刑，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和煽动，造成了印尼宗教与民族社区之间武斗不断，严重损害了印尼的形象。

　　“魔”高还是“道”高

　　在德国，新纳粹和极右势力活动重新有所抬头，引起了德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警觉。针对极右势力的上升趋势，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控制措施，多管齐下。首先是加大打击力度。除了警方经常性地依法打击展示纳粹标志、出售纳粹歌曲等非法行为外，德国政府日前紧急对《集会法》进行了修改，规定凡在重要的纳粹暴行受害者历史纪念物地区、在可能损害纳粹暴行受害者尊严的敏感时期，举行集会或游行将被禁止或受到特殊限制。这为德国有关部门禁止或限制新纳粹和极右势力进行集会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日，德国还对《刑法》中“煽动民族仇恨罪”条款进行了修改，增补了以下内容：凡公开赞同、宣扬纳粹暴政或为其辩护者，伤害纳粹受害者尊严者，将被处以罚款或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

　　二是加强宣传教育，让年轻人充分了解纳粹罪行，牢记历史。德国教育部长联席会议曾要求，所有类型的中学都必须真实讲述历史，不得歪曲。德国内政部还设立了“举报热线”，呼吁民众积极参与举报极右分子的犯罪活动。另外，德国政府有关部门还与互联网服务商联手，取缔各类在德国注册的宣扬纳粹主张与暴力的网站，并为家庭和学校提供可过滤极右内容的软件。

　　为打击光头党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俄政府和护法机关也作出过不少努力。在2001年底举行的俄内务部会议上，俄总统普京将打击恐怖主义和光头党分别排在了内务部今后应努力完成的5项任务的前两位。普京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极端势力的抬头对我国的稳定与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他向俄国家杜马提交了打击极端主义的议案。

　　为“对付街上的愤怒青年”，俄内务部还专门成立了打击光头党组织的部门。俄警方也已经把将近5000名青年极端组织成员登记在册。此外，俄社会学专家们则呼吁，应当从小给孩子们灌输国际主义思想，教他们尊重、关怀不同民族、持不同信仰的人们，认为教育才是解决俄极端民族主义问题的根本。

　　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日益严重的趋势，中亚各国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进行打击。内部措施主要是加强护法机关的反恐能力、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与反恐相关的法律基础。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走在了各国的前面。2004年4月哈议会制订了关于反对极端主义活动法的草案，2005年初正式通过该法。该法律确定了极端主义概念，责成有关护法机关通过调查制订出极端主义组织的名单及主要极端分子的名单。根据该法律，对于那些国际极端组织和极端分子在哈境外进行的活动也将予以承认。

　　外部措施主要是建立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的国际反恐合作，其中包括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反恐中心等框架内的合作。如2004年3月12日，哈、吉、塔、乌四国安全机关代表召开工作会议，成立了各国间安全机关协调行动工作组；8月，哈、吉、塔、俄四国举行联合反恐演习；11月，哈安全部门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公安部代表团就成立双边反恐合作协调小组、交换反恐信息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印尼自独立以来，已经出现了6个政权的更换，从苏加诺到现在的苏西洛政府，对国内各种极端势力基本上是限制与打击的政策。即使是在1967年3月起担任印尼领导人长达32年之久的苏哈托，对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也毫不留情，采取了强硬措施。

　　为了国家的统一，70年代中期开始，苏哈托政府就多次动用军队，大规模对“自由亚齐运动”所代表的分离主义势力进行过围剿。梅加瓦蒂政府在2003年5月再度发动为期一年的军事行动，以大棒加胡萝卜的软硬兼施的两手，对分离主义势力实行分化打击，虽然短期内难以根除，但也明确表明了印尼当局毫不妥协的立场。

　　与此同时，为了培养和发展和谐的社会，克服分离主义和分化主义的影响，印尼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坚持了五方面的宗教政策：促进宗教信仰、虔诚和宗教社区的和谐；鼓励宗教信徒的参与活动；改善宗教教育和活动；增加宗教服务设施；推行穆斯林朝圣活动。根据这些政府政策，每年也相应地采取积极行动，比如，向宗教组织提供宗教信息和指导，培训信息人员，在有的地方还举行讲诵可兰经比赛；组织宗教组织领导人讨论如何促进地区和社区各宗教之间的和谐合作；政府为各宗教增建举行祈祷场所以及每年组织成千上万教徒赴麦加朝圣等，力争把人们引导到虔诚的宗教信仰上来，防止误入歧途。（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