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出路：1945年5月8

　　他们都是德国人，他们亲历了那段历史，他们听到德国战败的消息时，有的是在英国战俘营，有的是在美国战俘营，也有的在家中疗伤，还有的已经忙于战后的日常生活安排。

　　作为战败国，德国人究竟是如何看待1945年5月8日这个二战胜利日？2005年5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记者斯特凡·奥斯特和弗兰克带着“1945年5月8日您在做什么？”的问题开始与一些时代见证者的对话。受访者有前总统魏茨泽克、前总理施密特，还有从事纳粹历

史研究的著名人士，以及犹太人幸存者。关于二战，他们有很多的故事要说，魏茨泽克曾积极投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达伦多夫从15岁起就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中，施密特在大战结束时还是英国的战俘。在他们的回忆中，1945年5月8日都被作为德国解放的象征。

　　德国人不否认希特勒是自己民族历史中的污点，更坚持不断反省普通人的罪责；与此同时，他们还尝试去纪念参加抵抗运动的德国英雄们，尝试去挖掘因为不妥协而被纳粹迫害的德国受难者们。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人希望告诉世界，尽管有战争狂人希特勒，尽管有军国主义的大量拥护者，尽管每个德国人都要为600万犹太人之死担负起道德责任，但是，德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德国人中也有良心未泯者，德国人中也有伸张正义的人。在今年的5月8日，勃兰登堡门前，又聚集着数万德国民众。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世界———德国已经走出希特勒阴影，1945年5月8日就是“德国的出路”。讲述者：德国前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关键语：见证第三帝国的覆灭从此再没见过父亲的笑容

　　记者：冯·魏茨泽克先生，1945年5月8日您在做什么？

　　魏茨泽克：我在博登湖我寡居的姐姐家里养伤。这一天对我个人而言可能并没有像它对于历史而言那么重要。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德国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魏茨泽克：我不记得有过哪一天真正相信过我们会赢！

　　记者：希特勒后来曾经说过，慕尼黑协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您的父亲是参与协议签订的外交官……

　　魏茨泽克：希特勒在生命的最后时日曾经这样说过，因为他错过了打击西方于猝不及防之时的机会。而我父亲和当时的意大利外长都在支持一场密谋，即如何促使墨索里尼在英法意德四方会谈时支持和平方案。

　　记者：您的父亲还与当时一些积极的反战组织，特别是军事反战组织有过接触？但后来他却被当作希特勒的帮凶在纽伦堡受审，您本人参与了为您父亲的辩护。您怎样解释这种矛盾？

　　魏茨泽克：有一天，我的父亲在和我谈话时，突然转到了一个他平时很少提及的话题：我们可以，我们能够，还是我们必须坚守岗位呢？父亲的一位军方朋友贝克，在接到备战的命令后，自认为无法承担责任，因此辞职。但我父亲不同，他要为避免战争尽一份力，因此他必须坚守岗位。

　　记者：也就是说，这里关系到的问题是，谁应该留守岗位，去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谁应该辞去职务，不去推动最坏情况的发生？

　　魏茨泽克：对，还是那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我们必须，我们能够坚守岗位吗？我父亲为避免武装冲突与其他国家外交人员所作的斡旋，用司法角度来看，几乎已经到了背叛国家的边缘。在国家安全总局里还找到一份文件，里面的内容就是要免去我父亲的职位并起诉他。以至于后来他在纽伦堡盟军的法庭受审之时，觉得自己站错了法庭。

　　记者：对于您父亲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您有多少了解呢？

　　魏茨泽克：我在战争中是个士兵，与家人的联系不多，但毫无疑问，战争一直在折磨着他。9月1日战争爆发，9月2日他的儿子，我的哥哥战死。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脸上的笑容。看得出，他心中一片茫然。讲述者：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关键语：讨论德国缺少的素质德意志民族一直声誉不佳

　　记者：施密特先生，1945年5月8日您在做什么？

　　施密特：我当时在比利时的英国战俘营，我没有体验这一天发生的历史事件，我几乎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一天。

　　记者：当时您听说希特勒死了的消息吗？

　　施密特：这可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我应该是不知道。另外这对我也无所谓。

　　记者：能谈谈您的家庭吗？

　　施密特：我出生在汉堡一个不问政治的普通家庭，我父亲是个教师。当时学校里的孩子都要参加希特勒少年团，我当然也要参加，但却遭到父亲的禁止，当我一味坚持时，站在父亲身后的母亲告诉我一个我还不知道的事实———我有一个犹太血统的外祖父。从此，我的经历就和我这个年龄的其他少年不大一样了。

　　记者：有点害怕吗？

　　施密特：我父亲十分害怕，并不是害怕被处死，他也不知道犹太人会被处死。他害怕的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秘密被人知晓，他的职位就保不住了。仅仅这一恐惧就足以将人折磨得筋疲力尽了。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纳粹有一天会灭亡？

　　施密特：1941年，与苏联开战时。但早在1937年，在看到一个名为“败坏了的艺术”展览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很疯狂。

　　记者：您从何时起开始觉得纳粹党人是罪犯的呢？

　　施密特：战后。我早就知道希特勒会将德国引向灾难，我所设想的战争结局甚至比现实中的还要惨烈。但我当时并没有把他当作罪犯，因为我对犹太人种族大屠杀的事一无所知。

　　记者：您从何时起有了从政的想法？

　　施密特：我并非刻意从政，但从战俘营出来之后，我就一直积极参与政治。1953年有一个人对我说，你的口才很好，还学过经济，我们联邦议会里可能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愿意参选吗？我当时就是觉得当4年的议员应该很有意思，但根本没有想过从此成为一名政治家。

　　记者：您不仅在前线亲历了战争，还看到了盟军对您家乡汉堡的轰炸，您怎么评价盟军的轰炸？

　　施密特：我认为任何针对平民的轰炸都应该被禁止。我并没有说盟军的轰炸是犯罪，但完全可以采取另外的进攻方式。

　　记者：您认为纽伦堡的审判对德国人有启蒙教育的作用吗？

　　施密特：很少。对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如何生存，尤其是如何度过1946年和1947年的冬天，这一问题远比反思希特勒更重要。当然少数人例外，一种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当然关注纳粹的下场，还有就是一些流亡归来的有识之士，他们的目标是要让德国重新恢复秩序，这一点上他们的精神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但他们无法改变德意志民族受损的声誉。

　　记者：为什么？

　　施密特：首先是因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性大屠杀，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发展得很晚，我们重要的邻居：法国、波兰的民族意识形成都比我们早上200~250年。因此这个民族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容易激动和狂热，他们会为威廉二世时代的繁荣而陶醉，为海因里希·冯·特来切克的（种族优劣）理论激动。

　　记者：能展望一下德国的未来吗？

　　施密特：现在我们对未来还没有太大信心，但这种状况可以改变。但今天的人好像缺少我们祖辈和父辈那样的动力，缺少精神上的指引。教堂不会给我们什么指引，政党也不会，商业集团的老总更不会，就连记者们也不会给人们什么指引。

　　记者：这是您的经验之谈？

　　施密特：是的，都是我的经验之谈！讲述者：德国犹太人马塞尔·赖西·兰尼基关键语：回忆求生的技巧逃亡后多活一天比登天还难

　　记者：赖西·兰尼基先生，1945年5月8日您在做什么？

　　兰尼基：我在华沙。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庆祝是在5月9日进行的，即投降签字的日子。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我们必须要到大院里，朝天鸣放礼炮。大家都到了院子里，每个人都抽出了枪，大家应一起扣动扳机，可是我晚了一秒，这是我二战中开的第一枪，也是最后一枪。

　　记者：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战争结束了？逃亡结束了？未来不确定？

　　兰尼基：还是最后一种感觉更确切。未来的一切都是那么不确定。总有人问我解放后的那几个星期我都干了什么。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激情，我要找吃的，找穿的。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

　　记者：您是在哪里度过战时的那几年的？

　　兰尼基：最初在华沙，1940年起在华沙的犹太人居住点。从1942年秋天逃跑之后就一直过着地下生活。1944年解放时，我和太太还处在地下。

　　记者：解放的时候您很害怕？

　　兰尼基：是的，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记者：您知道1945年5月9日，您的全家几乎都被杀害了吗？

　　兰尼基：不知道，我知道我父母和我太太的父母被杀，我哥哥也被杀，但姑姑舅舅们和表亲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记者：您出生在波兰，父母是德国人，又信仰犹太教。您觉得自己的根在哪？兰尼基：我还是觉得在德国文化里。

　　记者：您在华沙的犹太人居住点生活过，那里什么样子？

　　兰尼基：居住点是一个封闭的小城，因为不断有人被运送到这里，所以很快就将近有45万人住在这里。尽管死亡率很高，这个居住点还是在不断扩大。我总在想，逃出去又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说实话，1943年，居住区的生活还不算最糟糕的。在这里人们还可以串门，还有文学晚会、音乐会。在这里每天都有枪声，每天都有人被害。但人们还能生存下去，在死亡的恐惧中生存。

　　记者：为什么在居住区里，刮胡子那么重要？

　　兰尼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德国人在选择哪些人该被送往集中营的毒气室时，会先挑那些胡子拉碴的人，他们觉得这些人邋里邋遢，最该处死。

　　记者：您后来从居住点里逃出来。在第一个落脚点待了多久？后来又怎样？兰尼基：我们在一所公寓里住了一星期，然后又搬到了另一处条件好点的。但我们必须不断逃亡。因为会被发现。记者：当您重回德国，在街上看到的流亡返回者，要比以前纳粹时少得多，您有没有觉得很别扭呢？

　　兰尼基：当然。我是晚些时候，1958年才返回的。当时我在选择，是留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还是离开，我选择离开，但去哪里呢？以色列？不行，我一句希伯来语也不会。只能去德国，我们是从这里被运送出来的，这个国家有义务接纳我们。

　　记者：您回德国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

　　兰尼基：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记者：当您多年以后回首这段历史时，更像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还是别人的命运？

　　兰尼基：这个问题倒是很出乎我的意料。我所经历的一切，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太深了，我很难将其当作别人的故事。（高天忻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