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以其磅礴之势改变着整个世界。从体制上讲，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扩张，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全球生产力，因为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性。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带进了国际分工的全球生产体系，并且使得国际分工越来越趋向于国际专业化生产，这是因为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市场范围越大，分工就将越是深化。从全球福利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是造福于整个世界的，因为分工可以导致财富增长。在这里我们特
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利最多的往往是落后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所能得到的不过是财富的增加，而落后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所能得到的则是一种很难用财富数量来计量的机会。“穷国越穷、富国越富”论调的修正
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是：经济全球化会使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的看法是“似是而非”。
首先，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获利往往表现为财富的增加，而落后国家的获利则更多地表现为抓到了机会，机会与增量财富是不可在同一个数量级上进行比较的所得，机会绝对比财富的简单量加更为重要，因为机会作为一种所得，具有二进位制的特征。假如丧失了机会，那么财富流量就将为零，反之，财富流量就会趋向于无穷大。所以，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落后国家的机会所得与发达国家的增量财富所得进行比较，并得出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结论是牵强附会、难以说服人的。
其次，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落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变得贫困起来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现象的产生错误不在于经济全球化，而是这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逐渐走向贫困的国家没能够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东亚国家借助于低估汇率的做法、借助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并坚持参与国际低端分工的战略也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相反，采取自由贸易战略的印度虽然抓住了参与国际软件产业的分工，却失去了发展制造业的极好机会，从而限制了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最为糟糕的要数拉丁美洲国家了，由于这些国家大都选择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结果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而导致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
最后，就今天世界上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落后国家这一事实而言，经济全球化的确对于后进国家要比先进国家更加有利。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后进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为了获取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就必须调整它们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但是，这样做需要支付很高的重置成本。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作为新来者，则不必支付这样的重置成本。发达先进国家与发展中落后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重大区别表明，经济全球化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先进国家来承担的，而这正是发达的先进国家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理由所在。
基于以上各点理由，我们不赞成经济全球化会使穷国变得越来越穷、富国变得越来越富的说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所看到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既有一些穷国富起来了，也有一些富国相对变穷了。更何况，就经济全球化的成因来看，它本身就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甚至诅咒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们只能以积极的姿态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且力求能够找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法与路径，以便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和机会。亚洲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模式创新
有很多证据表明，亚洲在本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所作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选择进口替代战略而失去了参与全球国际分工的机会时，亚洲国家、特别是位于东亚地区的各个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深深地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从而获得了来自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巨大收益。我们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亚洲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贸易模式，而是在方法与路径上作了重大的创新。
首先，从方法上来讲，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战略并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有国家参与的战略性贸易。亚洲国家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贸易战略，是因为自由主义贸易固然可以带来贸易利益，但是，在世界市场结构本身不是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采取自由主义的贸易战略很可能使得大部分亚洲落后国家与经济体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贸易条件下而招致贸易的损失。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典型例子就是1991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印度，它几乎完全按照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主义的贸易战略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这种按照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后果只能如上所述的那样，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获得参与国际软件分工的机会之外，整个印度几乎完全滞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并且，其贸易流量和贸易所得也要远远小于东亚国家和经济体。相反，早先的日本、后来的东亚“四小龙”和“四小虎”、乃至今天的中国，则先后通过“出口导向”这种有国家适度参与的贸易战略，成功地走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其经济增长足以让世人咋舌。
其次，再从路径上来讲，东亚国家与经济体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第一，积极推进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垂直分工，这不仅导致东亚的贸易流量急剧增加，以致使得采取垂直国际分工的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且还使得参与这种垂直国际分工的所有东亚国家与经济体的禀赋优势和比较利益获得充分的发挥；
第二，东亚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对外开放度，并且通过商品与资本的双向对流，保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里所谓的双向对流指的是，东亚的商品通过贸易渠道流向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美国人则通过支付美元来购买东亚的产品，从而导致美元流向东亚，最后，为了保持双方经济的均衡和这种循环的可持续性，东亚国家作为世界上的盈余单位又必须把出售商品而换回来的美元以债权的方式重新流回作为国际赤字单位的美国。曾经有很多人对于这样的双向流动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种双向流动是美国人占了东亚人的便宜，并且导致了东亚和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对于美国的过度依赖。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其实，通过这样的双向流动，东亚国家与经济体首先是获得了商品贸易的收入，然后又通过资本输出而获得了债权收益，每一次这样的循环结束以后，东亚各个国家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就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对于这样的全球化组合加以批评实在是没有道理。正确认识依赖的不对称性
再进一步说，自从有了国际分工与贸易以后，世界经济本来就已经成为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整体了，而且有许多事实表明，凡是因为害怕相互依赖而退出世界经济体的国家几乎都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发展。毫无疑问，在一个愈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彼此间的依赖关系从来就不是对称的，一般而言，小国的对外依赖程度总是要高于大国，因为受规模经济的影响，小国通常会成为净出口国，而大国通常会成为净进口国。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东亚更多地依赖于美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对于这样的依赖关系大加指责和批评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或许有人会说美国不行了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世人就已经遇到过，那就是在本世纪初叶的时候，作为19世纪世界大国的英国不行了，人们开始为英国时代的结束而担忧，然而，美国的崛起很快就让世界经济恢复了秩序。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假如美国不行了，一定会有下一个，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明确的，自从世界再次掀起积极全球化的浪潮以来，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和经济体创造性地把握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以正确的方法和路径成功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借助于政府的有效干预，通过基于禀赋的比较优势和基于政府有效干预的竞争优势(其方法是汇率低估)之结合，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亚洲的选择无可指责。(华民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