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高官：中国要做好危机管理，应控制开放节奏

　　最近两年，欧元对美元汇率持续攀升，作为欧元诞生的见证人及欧元政策的一线制定者，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总司总司长克劳斯·雷格林，对此怎么看？对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他是什么态度？欧盟经济要赶超美国，需要做哪些工作？就此，本报记者近日在布鲁塞尔雷格林先生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专访。

　　总体来说，欧洲央行对目前的欧元汇率比较满意

　　记者：在经历了种种考验之后，欧元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并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您认为，欧元目前的汇率水平是否反映了其真实价值？

　　雷格林：欧元到底应该维持在什么样的汇率水平，这很难说，因为有许多模式，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应该说，欧元这几年的升值是对过去贬值的一种纠正。现在欧元的汇率可能稍稍有点偏高，但总体来说，比较接近长期的平均值。

　　记者：也就是说，欧元目前的升值，并没有太超出你们的预期？

　　雷格林：对。不过，如果我们能避免欧元诞生早期的贬值，情况可能会更好一点，就不会出现目前这样幅度过大的升值。

　　记者：这样看来，欧洲央行并不急于采取措施干预欧元的升值？

　　雷格林：目前，欧洲央行对欧元汇率应该说还比较满意。比较一下过去30年欧洲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情况，你会发现，欧元价值目前虽然有点高，但并不是很高。经过回顾你将发现，每隔10至15年会有一个轮回。曾经有过欧元对美元贬值幅度很大的时候，比如1980年前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欧元持续升值对欧洲出口的负面影响不是很大

　　记者：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欧元持续攀升对欧洲出口十分不利，是这样吗？

　　雷格林：欧元升值对欧洲出口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两年，欧元区的出口形势很不错。刺激国内需求，才是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刺激国内需求，就不用担心欧元继续升值了。

　　记者：但刺激国内需求，谈何容易？

　　雷格林：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欧盟各成员国需要进行结构改革，重新树立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信心，让劳工市场更具弹性。比如，在德国，消费者信心就很差，因而储蓄率偏高。

　　记者：是否与削减福利有关？

　　雷格林：没错，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法国储蓄率也曾经很高，这两年开始下降。法国也进行了退休金与医疗体制改革，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仍然很强。同样的改革，在不同的国家，消费者的反应不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

　　记者：您认为10个新入盟的成员国会在何时加入欧元区？

　　雷格林：我估计在今后6至8年内，他们都将加入欧元区，只是有的早，有的晚。比如，今后两年内，会有两三个国家加入；3年内再有更多的国家加入。

　　记者：欧洲商会的一份报告称，以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率、劳动生产率和科研投入这四项指标来衡量，欧盟经济尚落后美国约20年。欧盟经济为何难以赶超美国？欧盟将采取什么措施提振经济？

　　雷格林：上世纪60至80年代，欧洲人均GDP一直在追赶美国，但90年代中期开始停滞不前。那时，欧洲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70%，也就是说，与美国相差30%。之后这10年，双方的距离既没扩大，也没缩小。这30%的差距中，有2/3是因为就业不充分。比如在德国，由于照看孩子的机构少，请保姆的费用较高，许多妇女不得不在家带孩子。另外，欧洲人的退休年龄一般为55至60岁，而美国人一般工作到65岁才退休。再有一点是，欧洲的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政策层面着手。

　　还有1/3是因为欧洲的劳动生产率低。对此，我们应该在就业培训、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改进。

　　高福利政策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杜绝人们的偷懒现象

　　记者：高福利和高税收一方面维持了社会公平，但另一方面也使人们不思进取，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雷格林：福利制度能为人们提供一种保障，这是欧洲的长处。比如说，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失业救济金，这一数额比美国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好失业救济金，从而杜绝人们的偷懒现象。丹麦等北欧国家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他们定期对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进行核查。比如，核查他们是否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同时，又去“打黑工”。有的人谎称有病，实际上却在外面打工。德国也提供慷慨的失业救济，但核查措施不严，所以失业率看起来比较高。

　　另外，也需要从税收方面进行协调。比如说，领失业救济者不用纳税。如果人们开始重新就业，就得交纳相当高的税收。两者相比，实际收入可能相差不大。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很好地协调，

　　也就是说，呆在家里拿到的钱与上班的收入差不多，人们就会以各种理由呆在家里，不去工作。不同的国家，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经验。总的目标是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让人们真正尝到工作的甜头。

　　高油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30年前小

　　记者：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攀升，今年3月已经直逼60美元大关。您认为，高油价是否会威胁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1

　　雷格林：现在，高油价对经济的冲击已经不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大。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条：

　　一是现在制造产品的平均能源消耗量在下降。比如，欧洲产品目前的平均能耗只相当于30年前的一半；美国可能差一点，大约比30年前低了20%至30%；中国目前的平均能耗量相当于欧洲30年前的水平，但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历程。鉴于这种情况，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冲击程度比30年前降低了近一半。

　　另一个原因是，油价上涨幅度不如七八十年代大。如70年代油价涨了四五倍，80年代涨了两倍。

　　还有一个原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与美国都面临高通货膨胀率的威胁，而油价的上涨又进一步提升了通货膨胀率。因此，央行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提高利率。提高利率就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更致命的是，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工会要求提高工资。

　　这导致了高油价、高通胀、高工资的“第二轮效应”。现在，工会没有要求增加工资，央行也不必加息，这就对经济增长非常有利。这与30年前相比，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也就是说，高油价带来的负面影响比30年前要小。

　　在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上，中国应控制好速度与节奏

　　记者：实现商品、人员、资本和服务四大项目的自由流通，是欧盟追求的目标。目前，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已经基本实现，但在劳动力和占欧盟经济总量70％以上的服务业的跨国自由流通方面，还是困难重重。为什么服务业的自由流动如此困难？

　　雷格林：如果形成统一的服务业市场，对欧洲的经济增长将非常有利。所以，我们会努力促成服务业的自由流动。障碍在于，有些国家担心他们会因此而受损。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调查与分析，没有一个国家会因此受损。当然，并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企业都能获益，但对国家来说，整体上是有利的。

　　服务业开放会导致经济调整，有些企业会倒闭，有些则会借机成长。倒闭的企业自然不开心，他们在大声呼吁；而受益者往往意识不到服务业开放带来的好处，因而保持沉默。这就导致社会上对服务业的开放，有一种抵触心理。我们正考虑对一些受损失地区进行补偿。但不管怎么说，欧洲经济不如美国那样富有弹性，服务业的开放正好可以使劳工从效率低的地方流向效率高的地方，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记者：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许多国家要求中国加快开放服务业的步伐，您对此怎么看？

　　雷格林：服务业开放自然是好事，它将消除垄断，提高效率，促进技术革新，给消费者带来切实的好处。仅以电信业开放为例。15年前，欧洲的电信业处于垄断时期，从德国打电话到美国，话费相当于美国打到德国的3倍。如今，从欧洲打到美国的电话费，要比美国打到欧洲的话费还要低，消费者获益了。当然，对于服务业的开放，还要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关键是做好危机管理，控制好开放的速度与节奏。

　　普通百姓的观念转变将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困难之一

　　记者：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您对这一目标有何评价？您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快速均衡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应该如何跨越这一障碍？

　　雷格林：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满足环保要求，这是很让人鼓舞的。比如提倡节约能源，短期来看，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但它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将在今后充分体现出来。

　　欧洲人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比如欧盟制定的《里斯本战略》，就将环境保护列为今后发展三大目标之一。然而，欧洲人过去也曾在环境保护方面走过不少弯路。今天以环保著称的北欧地区，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出现过大量湖泊被污染，影响鱼类生长的现象。在经历这番曲折之后，民间涌现了不少环保组织，媒体也开始不遗余力地进行报道，渐渐使更多人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从欧洲的环保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们的观念转变非常重要。如果说中国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存在什么困难的话，普通百姓的观念转变问题将是困难之一。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政府、学校、媒体以及民间组织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

　　克劳斯·雷格林，1950年10月3日出生，德国籍。他1971年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75年获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75年至1980年，雷格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1981年至1985年在德国财政部任职；1985年至1991年，回到IMF，其间曾任IMF驻印尼代表；1991年至1998年，在德国财政部任职，1993年开始主管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筹备等事务，1995年至1998年，任德国财政部欧洲与国际金融关系司司长。2001年7月至今，雷格林任欧盟委员会经济与金融事务总司总司长。（来源：环球时报/章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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