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刚果（金）大屠杀中逃生”

　　本文是对一段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的血腥屠杀历史的真实还原。美联社记者拜恩·米勒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刚果（金）伊图利省首府布尼亚，目睹一场屠杀的真实场景，并以信件的形式记录下来，回国后整理成文章。

　　不要觉得时空上久远、空间上遥远，不要觉得非洲大陆的屠杀已不是新闻。文章对在战争和仇恨下暴露和泛滥的残忍人性的刻画，在任何时空、在任何地域，都有无比深刻的警

醒价值！（为了保留记录的真实性，下文采用记者米勒的视角，运用第一人称，全文有删节—————编者按）每个人都预感到了大屠杀的迫近

　　我是4月23日赶到布尼亚的，正打算前往1998年的屠杀发生地，追寻事件的经过，但是很快，我发现，另一起屠杀即将发生。预料到了乌干达军队的撤退，赫玛和兰杜族数百名武装分子分别在布尼亚外围的山里聚集，赫玛的民兵在一个月前被乌干达军队击败后处于解散状态，但是兰杜族人还在不断地练兵，慢慢地接近城镇。最后一个乌干达士兵预计将于两个星期后的5月6日离开。到了那个时候，兰杜人会立即侵占城镇。而布尼亚居民中的赫玛人会成为“捕猎”的中心。每个人都预感到了大屠杀的迫近。

　　在乌干达军队完全撤出后，兰杜武装分子准备血洗布尼亚，联合国派驻刚果的代表邀请兰杜族和赫玛族的领导人到布尼亚进行和谈，但并没有要求这些人把他们的武器交出来。

　　在我来到布尼亚的第四天，当兰杜族的武装分子首次出现在街头时，我的平静生活结束了。他们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在每个饭店前都要停下来，索取啤酒，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子弹袋随意挂在肩头。

　　在日落之前，为数不多的兰杜民兵就占据了整个布尼亚，街道上再也看不到赫玛族的人，传说兰杜族民兵有个恶习，在太阳落山前，必定要杀死一个走在街头的人，将尸体丢弃在街道上，任其腐烂。我的翻译约尼就是这样失去了父亲的。

　　在布尼亚，我结识的另一个朋友是乌干达军队的旅长科尔·卡伊拉将军，他是乌干达军队在刚果的总指挥。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正在布尼亚指挥自己的军队撤出刚果。联合国维和人员或许能给赫玛人提供一些食物，却不能拯救他们的生命。

　　联合国没料到，正是乌干达军队的存在才可能阻止未来的大屠杀。必须承认，乌干达军队也绝非善类，但是只有他们才能成为赫玛人和兰杜人之间的“法律”。

　　卡伊拉将军说：“兰杜人就是野兽，他们没有良心，也不会忏悔。我有一个士兵曾被他们煮了吃掉，至于被砍头、肢解、割舌头的更是屡见不鲜。你说，联合国的大兵能对付这种人吗？”赫玛人卷土重来，又开始屠杀兰杜人

　　5月12日，对赫玛人而言似乎有一些希望，其他城镇的赫玛民兵赶来救援，突破了兰杜人的防线，重新夺回布尼亚。当赫玛人完全控制城镇后，他们开始抢掠被兰杜人抢走的东西，开始屠杀兰杜男人，强奸兰杜女人。5月15日，美国派来的雇佣军要用直升机把在布尼亚的传教士和教堂工作人员救出，我跟随他们的直升机，再次前往布尼亚。

　　一下飞机，我就冲向机场附近的联合国驻地，一个新闻官员接待了我，警告我不要到处乱跑，因为街道上的情况非常危险。傍晚时分，我终于找到一个人，肯带我到市镇里看一看，那是联合国的一个运输工，最近都在忙着搬运维和士兵的武器装备。我们开车出发了，他要我做好心理准备。

　　随后我们来到小镇的命脉，最重要的街道，也是那条我曾经差点丧命的街道，我的心不断下沉：所有商店都被抢掠过，门被砸烂，窗户上全是弹孔，不断经过尸体。现在街道被年轻的赫玛民兵控制，他们成群地在街上游荡，穿着过于肥大的夹克、T恤和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牛仔裤。

　　发生激战时，很多平民逃离住所，跑到联合国驻地的大门外祈求保护，但是发现大门是紧锁的，不让他们进去。很多人更试图爬铁丝网进入，一个绝望的妇女把怀里的孩子扔过铁丝网，但是，他们发现，尽管被剐得遍体鳞伤，他们还是无法进入。后来，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他们用大石头砸开了联合国驻地的大门，群拥而入。

　　人既然进来了，维和人员只能迅速分发塑料帐篷安置这些人，最后有4000名平民居住在联合国驻地。各种援助机构，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乐施会、德国的非政府组织AGG向他们发放高蛋白饼干和干净的饮水。城市中的饮用水供应系统已经被兰杜人破坏，疟疾正在散播。因为所有旅馆都被破坏，并被武装分子占领，我只能在联合国驻地过夜。

　　在我准备睡下时，我发现一个男孩正透过铁丝网盯着我看。他的眼神空洞而冰冷，那绝不是善意的眼神。他们吃的东西非常有限，可是在我的背包里却有军方配给的卫星电话、电脑、发电机、水、肉罐头、奶酪、咖啡机、酒、巧克力和香烟。我感到无比羞愧，只能低下头，钻进睡袋里。

　　维和人员在联合国驻地对面一所空置的房子里设立了临时医院。一张脏兮兮的床垫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名叫妮玛，她已经失去知觉，身体却不断抽搐。在兰杜人进城的第一天，妮玛恰好在诊所里生孩子，恰在孩子出生后，一枚迫击炮弹击中了诊所房顶，孩子幸存了，但一大块混凝土块砸在妮玛头上。我盯着她看了5分钟，难以理解，就这样，她还能生存，她的嘴唇不停抽动，两颊的肌肉抽搐着，身体也在不断扭曲，仿佛正在噩梦中挣扎。

　　尽管有很多人，无论是死的还是伤的，都可能比妮玛更惨，但是妮玛的样子总是萦绕在我脑海里。我每天总是找各种机会去医院看望她，也许是奇迹，她始终没有死去。因为妮玛，每当看到街上走过的、扛着枪的半大少年，我的心里会升起无比的憎恨。妮玛已经成了我痛恨这些杀手的根源，无论是兰杜人还是赫玛人。兰杜人曾经是魔鬼和刽子手，可是今天，赫玛人取而代之，来来回回只是因为部落间的仇恨，这种复仇的野性谈不上任何道德意义，却能把人变成杀人犯、强奸犯和食人魔。

　　刚果人似乎注定苦命，他们的耐受力和生命力是惊人的，在驻地，一个男人向我描述，几个兰杜人将他6个月大的孩子抛向空中，然后用大砍刀砍成两半，他剩下的几个孩子也都被屠杀了，说这些时，他那么平静，就好像在说报纸上的一则新闻。

　　我又想起了妮玛，想到这个我刚刚建立起感情却随即被摧毁的城镇，一切毁灭是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战争、不是为了高尚的牺牲、不是为了正义和真理，一切合适的理由都没有，只是为了复仇和对权力的欲望。当天晚上，我梦见乘飞机回家了，布尼亚：我永远不想再回来。牺牲者照片值20美元

　　来到布尼亚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街上的死人开始逐渐增多，一连三天，在我所住旅馆旁的水沟里都发现了被枪击毙或被大刀砍死的摩托车的士司机。因为这几宗死亡事件，我和让·皮埃尔逐渐熟悉起来。这个又矮又胖的人宣称自己是当地记者，他总是穿着一成不变的黑西装和蓝衬衫，手上提一个黑皮箱，里面装满各种尸体的照片。照片上的死者都是上次大屠杀的牺牲者，那些躺在棺材里的尸体有的内脏全被挖空了，有的无头缺胳膊，每张照片的售价是20美元。

　　第二天早上，在酒店旁的水沟里，我又发现了一具尸体，确切地说，那人还没有死，他的脖子上有大砍刀留下的深深的裂口，喉咙里还发出咕咕的声音。我忙着冲上去想抢救，皮埃尔却拿起相机急忙拍照，他边拍边说：“又是一个的士司机，美国人，如果你想买这张照片要30美元。”我气愤地瞪着这个冷血的家伙说：“为什么要30美元？”

　　他说：先生，他还没全死呢！

　　再过几天以后，即便是傍晚时分在大街上单独走，也变得非常危险，兰杜人年轻的武装分子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们白天打了就跑，晚上闯进民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在我离开布尼亚的前几周，晚上我已经无法入睡，枪声是如此密集，以至于我总是数着枪声捱到天明。

　　到了后来，我把随身物品装在一个背包里，放在床头，准备随时逃跑。再后来，我甚至学习萨达姆，每晚更换住宿的地方，且从来不告诉别人具体地点。凶手们挥动着死者的胳膊

　　强烈的精神恐惧统治着小城，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对话、言谈。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天空是铅色的，似乎要下雨，我坐在网吧里，给母亲写一封电子邮件，照例是：“妈妈，我很安全。”刚写完这一句，网吧经理粗鲁地关掉电源，冲我吼叫说：“快走，我们关门了。”我抬头看，店里所有顾客都起身离开，我也赶忙跟随。走到门口往外看，赫然发现街道上突然充满了兰杜人的士兵。

　　他们人数有好几百，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每个人身上都背着AK-47步枪，另外还有长矛。一些人穿着T恤和咔叽布裤子，脚上的拖鞋往往是两个颜色。更多的士兵是光着脚，身上只挂着几缕破布，勉强蔽体。

　　我们这群人突然被包围在街道上，几秒钟内，就有3颗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转身就跑，身后的建筑物又留下一串弹孔。我强迫自己冷静，心想，也许趴下来装死会更好一些，但是，仿佛有魔鬼在推动我，我的双脚就是停不下来。

　　死里逃生的我撞上了街边一间小屋的门，门呼地开了，一个穿着黄色裙子的妇女抓着我的手说：“你最好藏起来，你在这里太危险了。”边说边把我拉进房间。

　　大门突然被撞开了，我倒吸一口冷气，心想，死期将至。但是当我看清来者是谁时，我从沙发上跳起来，紧紧拥吻他，他是约尼，我最亲爱的翻译。约尼对我说：“我搞到一辆摩托车，我们快走吧！”枪声稍微平息，我们冲到街上，我顾不得看满地的尸体，只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的本田摩托车。我赶快跳上后座，约尼瞬间发动了引擎……

　　3天以后，也就是5月6日，乌干达军队彻底从布尼亚撤出，就在当天下午，兰杜人袭击了镇上的天主教堂，屠杀了10个人。我感觉到，一只魔爪即将卡在我的脖子上，我急忙联系卡伊拉将军，希望他能安排一架飞机送我到卡帕拉—————乌干达首都。当最后一个士兵登上运输机，卡伊拉将军挥挥手，带我坐上一架双引擎小飞机，将军亲自驾驶，我是惟一的乘客。

　　接下来的几天，兰杜人挨家挨户搜掠，他们把脸用油彩涂得漆黑，踢开房门，把赫玛人从床上、从衣柜里、从床底下拉出来，拖到街道上枪毙。他们叫喊着：“所有赫玛人都出来，兰杜人已到来！”屠杀结束后，他们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游行庆祝，手上挥动着死者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