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公众外交的美国副国务卿休斯最近的心情不会太轻松：在“《古兰经》事件”愈演愈烈之际，又传出了五角大楼掩盖士兵（著名职业橄榄球球星帕特·蒂尔曼）死亡真相的消息，而《洛杉矶时报》的一项调查更是让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感到几分尴尬。
在这项对6份美国主流报纸和2份著名杂志近半年来的调查中，《洛杉矶时报》发现，几乎没有见到一张关于美军官兵在前线阵亡的照片，这使得战争等给美军带来许多麻烦的场
景显得晦暗而模糊，而这与信息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和美国媒体追求真实报道的宗旨无疑有着很大的距离。
在宣布这项消息的同时，《洛杉矶时报》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不清晰性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而这与“《古兰经》事件”和“蒂尔曼事件”可谓是遥相呼应，并直指美国政府的软肋：对于因战争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缺乏责任感和尊重他人的意识。
事实上，在许多美国人看来，错误本身有时是可以原谅的，但为了掩盖错误而撒谎甚至欺骗却是无法接受的。在蒂尔曼的母亲玛丽看来，这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他的同事打死他的事实绝对是令人伤感和悲剧性的，而美军掩盖事实有意撒谎更是让人感到厌恶。“五角大楼辜负了他。政府辜负了他。”而最让蒂尔曼夫妇难以接受的是，爱子之死竟然成了军方的公关素材，为此，军方不仅掩盖真相，还蓄意干涉调查。
五角大楼的做法并没有让媒体感到十分意外，它们对2002年的“战略影响办公室”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尽管当时在各大媒体的猛攻之下，战略影响办公室被迫解散了，但新闻界相信，军方对媒体和舆论的引导及监控工作是不会因此放慢脚步的。只是令它们多少感到有些不甘的是，与上世纪的几个战时阶段相比，媒体在新世纪受到的战时新闻管制正在悄然增强。
应该说，战时的新闻管制显示了媒体的困境，也表明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底线。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媒体与军方的关系是合作多于冲突，尽管记者们并不希望成为“政府喂什么就吃什么的懒汉”，但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和新闻理想之间，美国媒体很难做到游刃有余，尤其是在“9·11”之后的爱国主义氛围和反恐旗帜的引导下，媒体不得不在诸多方面“配合”政府的对内及对外宣传。
更进一步说，即便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异议，但由于主流媒体的实际掌控者的意识形态及利益取向与政府和军方相近，媒体还是会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它们会心照不宣地携手制造舆论、影响民意，推动国家目标和集团目标的实现。就像一位官员在海湾战争期间所说的那样：“当一位总统站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场上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他？”
但问题是，媒体与军方在战时的这种微妙关系是需要保持某种平衡的，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媒体和公众的诸多需要释放的情绪就会受到压抑，媒体及（包括国外）民众的能量就会出现向负面转化的可能，就像30年前在越战问题上发生的事情那样，最终搞得政府灰头土脸。
尽管对外宣传的“大局”仍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中，但令休斯等人感到有些失望的是，现在的这个局面与国务院改善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淡化伊拉克战争的负面影响的“公关”目标有很大距离。包括休斯在内的国务院的许多官员都相信，美国必须向世界各地尽可能多的人展示美国社会很多积极的价值观，“如法治、公民社会、妇女权利、宗教宽容和新闻自由等”，但遗憾的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无助于这些积极面的展示。
更重要的是，不高明的掩饰手段和不断传出的负面消息，使得美国在海外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公众外交“信誉”受到很大程度的损伤。外部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对美国政府的宣传存有浓重的怀疑，在他们看来，也许某一被曝光的消息是有出入的，但却可能有更多的负面消息被掩盖和稀释了，不清晰的战争画面的背后，一定有着许多为人们所难以接受的事实———未被报道，不等于没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