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面向未来的东亚视角

　　核心访谈

　　面向未来的东亚视角

　　—专访《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三国编写组中方召集人步平

　　为了批驳日本扶桑社2001年出版的右翼历史教科书，也为了给读者提供一种面向未来的宽阔的视角，2002年参加东亚和平论坛的中日韩三国学者走到了一起，经历了3年11次会议的讨论，他们共同编写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终于得以于近日分别在三国出版面世。为此，记者特意在5月24日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三国编写小组中方召集人步平先生。

　　我们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参考消息》：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即将面世，您作为三国编写小组中方召集人，此时此刻您觉得满意的是什么？又有哪些缺憾？

　　步平：2003年4月开始，合编历史读本一事正式展开。其中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现在终于有了成果，我很满意。三国学者互相协作，在促成共同历史认识上迈出了相当关键的一步，这是最大的成功。要说遗憾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三方都没有经验，又是这么复杂的事，到最后我们还是觉得很多问题不好解决。

　　《参考消息》：我们都知道，中日韩三国历史问题分歧很大，你们怎么能够走到一起来呢？三方学者有没有分歧？

　　步平：我们这些学者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都能够从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一理性层面上思考问题。不可否认，我们之间分歧很多，但主要是在如何准确使用资料，如何让表述为学生更容易接受等方面。

　　《参考消息》：你们与日本进步学者的合作有什么意义？

　　步平：进步力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严格说是在下降，特别是现在出现了日本整个社会右倾化的趋势，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所以我们这一工作的影响也是有局限的。

　　可是，我觉得与进步力量共同研究历史认识这一事情本身的意义是很大的，可以说是在解决历史认识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要知道即使与日本进步力量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是不同国家人们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谈共同的历史认识也很不容易。我们虽然在侵略战争的性质方面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表述上，差别还是存在的。

　　与日本进步力量的共同研究，我觉得有两个意义，第一，表明我们对日本进步力量的支持，如果没有进步力量的努力，如果没有这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侵略战争的谴责，日本人的历史观不就更成问题了吗？第二，对我们来说，进行这件事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与这些人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如果同这些人都找不到共同语言，中日关系的前途真是很渺茫的。

　　眼界宽了　胸怀也会宽阔

　　《参考消息》：您能否解释一下这本书所说的东亚视角的含义？

　　步平：作为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是以本国历史为中心来进行叙述的。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各国都要走向世界，看问题的视角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当然这有些理想主义，但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宽一点的视野的话，恐怕很成问题。日本右翼就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强调讲“光明的日本”，回避日本历史上的错误，甚至为侵略战争开脱责任，这样视野就很窄，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格格不入。我们则应该视野宽一些，应有大国胸怀。这就是我们的书强调东亚视角的目的。

　　东亚视角是什么视角呢？第一，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其实东亚各国都是被欧美打开国门的，这个遭遇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被欺负，也应该承认日本朝鲜也被欺负过。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奴役，通过明治维新强盛了，但中国朝鲜都没有摆脱。日本强盛以后“脱亚入欧”，变成了西方的一员，又欺负亚洲其它国家，这也是一个视角。但这一点和日本的右翼及保守学者就有差别，右派的日本学者认为它还是亚洲的，但比其他国家优秀，想领导它们与欧洲斗争，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这就回到了军国主义日本的立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辩论清楚。第三，就是二战后，不只是我们在和平发展，整个东亚也在走向和平走向发展，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国内也有和平发展的愿望和力量。

　　《参考消息》：新的历史读本与我们中国接触到的历史读物会有哪些不同？

　　步平：与我们传统历史教材相比，不能说不同，可以说能打开一个眼界，过去我看到的是20度的角度，现在可能扩大到40度或者60度的角度。

　　最近我们在说中华民族要有宽阔的胸怀，我想眼界宽了就会有宽阔的胸怀。这本书里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的中学生闻所未闻的。

　　政府间达成共识很困难

　　《参考消息》：媒体报道说中日官方同意即将开展历史共同研究，民间与官方的共同研究相比有哪些不同？

　　步平：其实中日官方1995年就开始做这件事了，当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提出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还拿出一笔资金作为研究的资助，在那之后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是有深度的，但还不是共同研究。

　　现在说共同研究，我认为有必要，但是如果说针对中国的反日教育而进行共同研究，这是有问题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不认为中国的历史教育是什么“反日教育”。

　　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有些是历史认识方面的学术问题，但有的已不再是学术性的问题，有的政治化了，有的成为特殊的关于战争的符号。这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要形成政府间共识要有克服巨大困难的思想准备。

　　《参考消息》：你们的共同研究能不能总结出一个成功模式给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步平：首先应该有面向未来的眼光，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然后是要心平气和地讨论，有分歧不要紧，首先进行调查，把资料摆出来，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有个别情况，我们研究不太充分，实在解决不了，也可以暂时保留，所谓求大同存小异，要完全一致不太容易，但基本一致是可以实现的。　（本报记者　程增宾）（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