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共同研究不应止步于提出报告

　　核心访谈

　　历史共同研究不应止步于提出报告

　　———专访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韩方委员长朴晙雨

　　中日韩三国官方计划开展共同历史研究近日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而具体怎么开展尚有待观察和研究。韩日已经开展3年多的共同历史研究能对中日研究有什么镜鉴呢？本报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韩国外交通商部亚太局局长、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韩方委员长朴晙雨。他认为历史共同研究不应止步于提出研究报告，要与教科书联系起来。

　　《参考消息》：请问韩日两国是在什么样的外交背景下，因何种原因开展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的？

　　朴晙雨：2001年4月，日本政府在审查中学历史教科书时，宣布包含很多美化日本侵略行径并使其合法化内容的历史教科书合格。韩国政府和国民对日本如此歪曲历史的行径表示十分忧虑，并且敦促其改正。但是，日本政府没有接受韩方的要求。因此，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韩日摩擦和韩日关系迅速变冷的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10月韩日首脑会谈中双方就历史教科书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建立由专家组成的协商机制。2002年3月，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

　　《参考消息》：韩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的目的和宗旨是什么，共同研究的形式和内容又是什么？

　　朴晙雨：韩日进行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历史教科书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增进彼此了解。对于两国存在不同记述和解释的历史问题，双方开展共同调查和研究，努力寻找史实和历史认识共同点，彼此把握不同点。

　　韩日开展历史共同研究的基本机制分成直接负责研究工作的“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和支持研究工作的官方机构“韩日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

　　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由两国各10多名历史学家和专家组成，该委员会下属的古代史、中世纪和近世纪史、近代和现代史三个分科会议一直开展工作。3年来，双方举行了6次全体会议和45次分科会议，并且于今年3月26日互换了两国最终研究结果报告。

　　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由两国政府的局长级官员3人、民间知识分子3至4人组成，其作用是保证历史共同研究的顺利进行和支持其他学术交流等。

　　《参考消息》：迄今为止，韩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成果和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是什么？双方以什么样的原则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

　　朴晙雨：3年来，韩日两国首次历史共同研究涉及韩日关系中的总共19个主题，写成了达5卷共3000页的共同研究报告书。在共同研究过程中，双方在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否公布研究情况和对特定事实的历史认识等问题上暴露出了分歧。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共同研究使双方彼此搞清楚了对历史认识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为拓宽相互理解的面提供了机会。

　　《参考消息》：目前，中韩日3国民间团体正在对历史进行联合研究，并且通过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您怎样看待中韩日3国民间团体进行的历史共同研究，这种共同研究与有关国家官方参与的共同研究有什么关系？

　　朴晙雨：学界和民间团体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研究活动与政府层面正在推进的历史共同研究并行，有助于在有关国家市民社会推动历史共识的形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发生教科书问题时，有关国家民间团体通过相互呼应的活动，自觉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对阻止日本政府审查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政府层面的历史共同研究与民间层面的呼应活动，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

　　《参考消息》：5月7日，中日两国也决定开展历史共同研究。您怎么看待中日两国拟开展的共同研究？3年来的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可给中日研究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和启示？

　　朴晙雨：从现实来看，历史认识问题正在对韩中日三国为谋求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共同体所作的努力构成重大障碍。与此相对照，有关国家间开展历史共同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为排除这一障碍所做积极努力的一部分。不过，如果有关国家仅单纯地将共同研究止步于提出研究报告，那么并不符合开展历史共同研究的宗旨，其意义也会打折扣。因此，通过共同研究，一定要将可以共享的历史认识反映和记述到教科书里面。

　　但是，各国在将共同研究结果与教科书问题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如何巧妙地解决诸如不同的教科书发行制度（国家审定、审查、认证等）和将教科书视作国内事务的认识等问题，将决定历史共同研究的成败。

　　韩国政府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中采用的历史教育不属于“学术自由”范畴，而是属于由政府负责的“教育范畴”。因此，有关国家应当以负责任的态度对新一代进行历史教育。以制度为由否定政府干预教科书编订的做法是缺乏说服力的。（本报驻汉城记者　张锦芳）（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