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法国人！

　　5月29日，法国人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这件事对欧洲、对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里不去讨论。我想说的只是，法国人到底是法国人，他们以决不顺从主流、决不顾全大局的独特民族性格，以“不”的声音表明了自己的存在。

　　得知这一消息时，我首先想到了被称为理论上“欧盟之父”的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讲解黑格尔“主奴关系”时的有关论述。无论是科耶夫出生的俄国，还是他

生活的法国、他一生都研究着的德国，都有一个在二战后重建统一的大欧洲的梦想。自由民主制度在欧洲的胜利，用科耶夫的话来说，意味着一个“普遍同质的国家”即将到来；换成弗朗西斯·福山的话，就是驱动人类历史车轮的欲望，即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现在已经在一个实现了普遍和相互认可的社会中得到了满足。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制度可以更好地满足这种欲望，因此历史也就不可能再进步了”。

　　那么，当欧盟这个几乎可以用来标志“普遍同质”和“历史终结”的共同体即将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法国，这个欧盟的创建者与推动者，为什么会掉头而去，用自己的“不”“终结”了这一愿望的即将实现呢？

　　更多的人可能会用法国与其他国家的贫富不等，以及民众对这届政府的诸多不满来作为解释；但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在黑格尔、科耶夫、福山那里都反复谈到了的人的“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对人类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欲望并不是“自我保存”、“谋取生存权利”，而是要获得认可，获得自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欲望就是对欲望的欲望，渴望就是渴望被渴望，这就是人的精神性之所在，就是人的价值追求。从两个人之间的爱（自然伦理），到主体间的法（公民社会），再到共同体中的相互信任（绝对伦理），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相互间的认可。而认可（或我们所理解的和谐），就指的是对不同意志的认可。如果个体的独特意志得不到认可，也就等于说他不存在，那他就应该为获得认可而斗争。也就是说，历史并没有“终结”，“普遍同质”的共同体还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近代以来，如何处理个体自我的普遍性意识与民族意识以及体现民族道德意识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思想家与政治家已经有了太多的理论和实践。但当国家作为一个“个体”来参与到另一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时，个人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看着希拉克总统在电视上几乎是苦苦哀求法国民众给这部“宪法”投赞成票时，我忽然感受到了自主权就在人民手中的那种“被承认感”。试想如果宪法通过，随之产生的新领导人和议会，还可能再这样“哀求”法国人民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希拉克就像推销商一样四出奔走———特别是到中国推销法国产品，就以为法国人都这样，都把利润看得比什么都重；当欧盟有了一个决定时，我们就以为法国人或希腊人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欧盟一定在为这些国家的人民谋福利。是这样吗？我们凭什么这样想？就凭那几个头面人物的决定吗？

　　法国人对此投了否决票。

　　这里谈的是理论，但对法国民众来说，一切也许只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民族性格的体现。

　　当然，欧盟还存在，也将继续运作下去，说不定还会想出更好的办法。但至少，法国人再一次让欧洲人看到了他们作为欧盟“一分子”的存在，并迫使后者承认他们这种不同凡响的存在。也许在一种制度中，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最可怕的就是把一部分人（往往可能是绝大部分人）视为“多余的”、“无关紧要的”，阿伦特将此定义为“根本恶”。在欧洲，法国人自然还没有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但他们还是发出了自己不和谐的声音，以期引起首先是欧洲人、其次是全世界的“人”的注意———对“人”的注意。

　　从此，我们将从作为一种行为与制度模式的现代性、全球化迷梦中清醒过来，或者说，对此有更深层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