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他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拍摄记录在案，须交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这意味着，起早贪黑、以贩菜谋生的他一年白干了。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舆论称之为“杜宝良现象”。
同一人在同一地点以同样方式违法105次，却没有及时从管理部门得到警示，暴露了北
京现行的非现场交通执法制度的缺陷。据了解，北京目前有4种方式可供车主及驾驶人员查询交通违法信息：到北京市各区县交通支队、大队办公大厅内使用电子触摸屏；上公安交通管理局网站；拨打每分钟收费约3元的声讯电话；订制收费短信服务。但这些办法对于杜宝良来说几乎都不可行。他每天凌晨2时起床进货，21时睡觉，不会上网，连电视都很少看，更不会阔绰到一分钟花3元钱打声讯电话。而全北京市像杜宝良这样的驾驶人员应该不在少数。“杜宝良现象”告诉我们，法治社会不仅需要完善法律、严格执法，而且需要科学执法、公正执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余凌云认为，当驾驶员交通违法积分达到临界点时，执法部门便应履行告知义务，否则执法部门就是违法。公安交管部门的监控系统能否增加提示功能，能否提供免费手机短信查询，能否通过邮政送达“违法通知书”等等，这些告知行为无疑会增加执法成本，但它是执法者社会责任的体现，是不该省却的执法成本。
交通罚款问题一直是个热点话题，虽然交管部门对舆论的每一次质疑都有根有据地进行了解释和反驳，却始终无法抹去“为罚款而执法”的印记。“杜宝良现象”是一个典型。它所暴露的表面上是执法制度的缺陷，实质上是执法者的失职，客观上则难免造成“为罚款而执法”的恶劣影响，导致社会矛盾。同时，这一执法的实际效果也远远背离了立法进行交通管理的初衷，更谈不上体现立法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