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伊朗新一代

　　曾经躁动不安的伊朗年轻人如今对挣钱更感兴趣，注意力不再集中到政治。《时代》杂志记者阿扎德赫·莫阿维尼近日到伊朗访问，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了伊朗的新一代。

　　“车上酒吧”寻乐

　　我到德黑兰的第一个晚上，约了几个朋友去喝酒。那是个烟雾朦胧的夜晚，我们在一

条主要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会面。我以为我们会去某个人家里，但我的朋友们却另有主意。我们分乘4辆车上了公路，时速打到60英里约96.6公里，路上我乘坐的车突然靠向另一辆韩国产车，好让我把一杯调好的威士忌鸡尾酒递给那辆车上的朋友。我们的车里高声播放的是美国黑人乐手夏奇的《嗨，性感女士》，那辆车里响着的则是黎巴嫩流行音乐。我们从警察面前飞驰而过，但他们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当我伸手去接另一杯酒时，为我驾车的女士皱着眉头说：“你要是不敢睁眼，想拿酒可不容易。”

　　在今天的德黑兰，要想自由表达政治愿望依然是极为困难的，人们不容易获得快乐，因此危险性娱乐就有了特别的吸引力，年轻人沉迷于特别粗暴的活动。当我们在“车上酒吧”玩累了以后，停到一个将会营业到凌晨4点的停靠站。服务员问我们：“需要冰糕？果汁？还是什么？”伊朗精英人士钟爱的摇头丸以前主要从欧洲走私而来，现在有些伊朗人自己也能生产了，价格为一粒2美元。我在车里低下身来对伊朗朋友悄声说：“玩这些对我们来说年纪有些不适宜吧？”我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时候你们能不把这些当做自由？什么时候你们会重新关注发生在世界上的事？

　　三年时间变大样

　　我父母上世纪70年代曾经在德黑兰呆过，我2000年又来德黑兰，呆了两年才回美国，那里的情况可跟现在不一样。当时美国刚宣布伊朗为“邪恶轴心”之一，掌权的教士们和布什政府对骂，并在国内加强控制。我们那时参加完派对回家前，必须嚼几片口香糖掩盖嘴里的酒味，以防碰到准军事部队的检查。当美伊口水战结束后，伊朗政府把注意力转到愤怒的年轻人身上，决定放纵他们，尽力防止他们把不满爆发出来。伊朗教士们一面继续残酷镇压所有的政治异议人士，一面对汽油和家庭生活用品增加补贴。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对4800万30岁以下伊朗人的生活方式选择放松控制，要知道，这些人占到伊朗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根据我上个月10天伊朗之旅的所见所闻，这一策略是有效的。如今伊朗年轻人对政治变化感到绝望，顺从了教士阶层的统治，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抓住机会赚点小钱或者找些乐子。他们放弃了切·格瓦拉和快速无痛革命的梦想，取而代之的是金字塔或印度旅行计划。尽管现在想获得年轻人的欢心已经太晚了，但教士们还是乐于见到这一切。德黑兰国际危机集团的分析家卡里姆·萨德贾德普尔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多数伊朗人既不愿意放弃安逸的生活去搞政治抗议，也没到穷得什么都没有的绝望境地。”

　　民意调查表明，50%%的伊朗人计划在下周的总统选举中投票，2001年时这一数字为66%%。伊朗政府对低投票率并不在乎，掌权者对新生的社会自由进行精心打击，时不时地搞一下袭击，好让年轻人们明白，他们的自由是被赐予的，而不是他们的权利或奋斗成果。但伊朗年轻人不可能永远被收买，享乐主义和贪欲依然有可能沸腾。

　　好好享受不想变化

　　第二天，我参加了伊朗最热的地下摇滚乐团“127”的排演，由于伊朗政府表面上还在反对西方的“有毒”文化，摇滚乐处于半禁忌状态，因此这个乐团在德黑兰城边一个隔音建筑里排练。乐团成员把自己和前苏联作家相比———悲伤的创造，创造悲伤。伊朗年轻人对他们极为喜爱，因为这个乐团的音乐能够唤起他们的希望。

　　伊朗社会风俗宽松到甚至能够容纳28岁的女赛车手拉利赫·赛迪格，她是伊朗版本的达尼卡·帕特里克。伊朗国家电视台拒绝播放她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奖品的镜头，但赛迪格却能以127乐团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激进生活方式。“伊朗还没有妇女追求她们的很多权利，”她对我说，“如果他们去追求，就有可能得到。”她停了一下，或许意识到自己像是为政府辩护，然后说：“当然那是不容易的。”

　　10年前，伊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很贫困，赛迪格这样的年轻妇女设法逃到伦敦或洛杉矶。如今赛迪格驾驶着银色宝马车，喝着真正的“红牛”饮料，脚上穿的是彪马鞋，经常去欧洲。她的中产阶级朋友能喝得起真正的可口可乐，还有钱去印度或马来西亚旅游。他们在网上和朋友交流，觉得互联网把他们和一个世界社区联系起来。他们会去投票吗？大部分都不会。他们看不起伊斯兰共和国吗？差不多是的。但他们可以享受的东西从来没有这么多过，他们的改革愿望从来没有这么少过。如果日子好过，就不要空想会有什么大变化。

　　取得这些进步的主要原因很简单，由于石油价格不断攀升，伊朗人手里的钱多了。在一个周六下午，我到豪华的“那耶布”烤肉店吃午饭，三年没来，这里的价格已经涨了三倍，而来吃饭的人太多，我不得不排队。等位子时我跟一个名叫瓦里·朱迪的招待聊天，他说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床，然后从工薪阶层聚居的沙赫里阿市郊赶来上班。4年前，他要求女友嫁给他。但当他开始考虑结婚所需的房租、食物和婚礼仪式时，意识到挣的钱不够养活两个人，然后他发现政府能提供低息结婚贷款。德黑兰的广告牌在宣传各种形式的政府贷款，而且利率都很低。例如农业贷款利率是11%%，如果贷了款投资给银行，会有18%%的收益。

　　这些措施甚至让朱迪这样的低收入工人也暂时平静下来，当他2001年结婚时，婚贷是700美元，如今已经提高到1300美元。他对我说：“我从早上6点工作到午夜，回到家里疲惫不堪，但过不了一会又得出门。”不过贷款显然对他很有意义，使得他能立刻结婚，这对于安定人心来说很有作用。

　　保守派没有松手

　　当然，教士们依然在大力压制不满。大约2年前，我见过一辆没有标志的伊朗产“佩坎”车驱散学生活动分子的一次户外集会，身着便装的司法部特工从车里跳出来直冲集会组织者，撕扯他们的衣服，打得他们脸上鲜血直流。然后特工们把活动分子塞进一辆车开走了。

　　在这次旅行中，我去过一家时髦的咖啡店见一位前学生活动分子阿米尔·巴拉里，他曾因组织集会而入过狱。25岁的巴拉里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他穿着Umbro衬衫和牛仔裤，拿着诺基亚拍照手机。2002年时他被逮捕，他说在监狱里时，被罚面壁站立72小时不得睡觉，还遭受殴打。

　　巴拉里把伊朗社会形容为“绝对的大灾难”，他解释说同辈人已经习惯于把迟钝的政权当做不存在，完全绕过它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曾想在选举之前组织一场抗议，但认识到没人对此热心，其中包括他自己。“没有人对自己之外的事情感兴趣，”他耸耸肩说，“他们的偶像不再是切·格瓦拉，而是比尔·盖茨和安吉丽娜·朱丽。”他预言伊朗政权最终会倒台，而随之而来的是混乱和痛苦。“法制和和平的方法不起作用，”巴拉里说，“年轻人只能忍下去。”

　　“瘸子里面选将军”

　　当你用伊朗年轻人的眼光看待未来时，会清楚发现新伊朗出现并不容易。即将下台的总统哈塔米开始时给年轻人带来了政治改革的希望，但这一希望落了空。很多年轻人厌倦了教士的统治，曾把美国支持的政权转变当做简单而又迅速的解决方法，但这种想望太遥远了，而且眼见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伊拉克暴力冲突无止无休后，也明白美国万一进来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在政治上依然保持活跃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作家日趋减少，他们中一些人加入政府，至少还能得到比较好的电脑和办公室，比呆在经常被政府关闭的独立媒体强。还有些人甚至到Shargh报工作，这份报纸被认为是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所控制的。30岁出头的记者卡姆比兹·塔瓦那很健谈，他在一家咖啡馆里和我谈起加入拉夫桑贾尼阵营的历程。他形容改革时代是“一场失败，而非一场运动”，他说改革的遗产就是显示出教士政权体制无法逾越。他说拉夫桑贾尼是体制内的赛手，是个有力的实用主义者，他会比现总统更有效，后者理想虽然崇高，但只是个无用的反对派。我问塔瓦那为拉夫桑贾尼工作是否会有抵触，因为这位前总统因无视反对派在欧洲遭到神秘谋杀而受到人权组织批评，他则用相同的语调评价拉夫桑贾尼和他的报纸：“瘸子里面选将军。”世锋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