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8日10:44 中国日报网站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李安山

　　人类历史受着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影响，循着自觉和不自觉的轨迹发展。中国航海活动虽有兴衰，但郑和在航海史上的建树则为世人所公认。凭借着当时已经掌握的坚船、火药、指南针和积累了一千多年的航海技术，中国在印度洋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和影响却以郑和这个名字体现出来。我们可以不赞成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关于“近代以前的中国支配地位”的提法，[i]也可以不认同孟席斯关于“郑和创环球航海先河”的观点。[ii]然而，有一点却不可否认：郑和远航将源远流长的中非关系推至一个新的巅峰。郑和远航以前的中非交往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源远流长。[iii]中非关系始于何时，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先秦说；[iv]汉代以前说；[v]汉代说。[vi]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汉代以前，中国与非洲至少在间接贸易方面已有往来。1993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21王朝（公元前1070-945年）的一具女尸的头发时发现蚕丝纤维，当时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vii]1979年，在徐州贾旺发现的东汉画像石上绘有多只麒麟，其中至少三只具有非洲长颈鹿的典型特征。[viii]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在唐以前尚无直接的史料记载，但中国与非洲的民间交往早于官方交往，间接交往早于直接交往则是不言而喻的。唐代的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远征，不幸于天宝十年（751年）在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人所俘，十余年后回国著《经行记》。[ix]其中包括“摩邻国”一节。此节记载了摩邻人的肤色（其人黑）和习俗（其俗犷，七日一假）、其食物特产（马食干鱼，人食鹘莽，少米麦，无草木）和法律宗教（大食法，大秦法，寻寻法、不拜国王父母、祀天）。目前对“摩邻”有如下9种解释：1)毛里塔尼亚或利比亚；[x]2)摩洛哥；[xi]3) 马格里布一带；[xii]4) 在滨临红海的埃及海岸；[xiii]5)肯尼亚的马林迪；[xiv]6)肯尼亚的曼迪；[xv]7) 苏丹的麦罗埃；[xvi]8)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xvii]9)苏丹。[xviii]最后一种观点出现最晚，是2001年由一位外国学者提出。虽然学者对“摩邻国”究属何处尚无定论，但对此国地处非洲则意见一致。唐朝另一位学者贾耽（730-805年）所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提到“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至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此外的“三兰国”也在中国学者中引起了争论。三兰到底是在何地？有学者认为是“锡兰”，或“亚丁”。张星烺认为，从航海日程和航线距离看，“三兰国必在更南东非洲沿岸，已无可疑。”[xix]至于具体的地点，尚有以下几种观点。1)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或沿海地区；[xx]2)索马里北部的泽拉港；[xxi]3)坦噶尼喀至莫桑比克的黑人居住区；[xxii]4)桑给巴尔。[xxiii]此外，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多处提及非洲地名，并对拨拔力（即索马里的柏培拉）等地的民俗民风有所记载。更有甚者，在中国和非洲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双方贸易交往的证据。首先是中国瓷器的发现。位于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的约二万件中国瓷片中，即有唐代瓷片若干。此外，在苏丹、肯尼亚和科摩罗也发现了唐代的瓷片。[xxiv]其次，是唐朝钱币的发现。根据报道，在非洲发现唐钱若干枚。其中四枚出土于桑给巴尔岛的卡珍格瓦，还有一枚出土于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此外还有关于出土唐钱的各种未经证实的报道。[xxv]再次，中国的唐代出土文物和艺术品中已有关于非洲的资料。在西安出土的裴娘子墓中发现了一个黑人陶俑。俑高15厘米，全身肤色墨黑，头发卷曲，鼻梁不高，鼻翼较宽，嘴唇较厚，是典型的非洲黑人形象。[xxvi]在阎立本的“职贡图”和周昉的“蛮夷执贡图”和唐朝的敦煌壁画中，均可发现黑人形象。黑人奴婢在中国典籍如《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中的出现也说明中非交往的加深。著名阿拉伯学者和旅行家艾布·哈桑·阿里·马苏第在他的《黄金草原》中曾记录了当时桑给巴尔的非洲人如何捕捉大象，将象牙销往阿曼，再从阿曼销往中国和印度的情况。[xxvii]据此可以认为，唐代已有中国人到过非洲；双方的贸易（可能主要以间接贸易为主）也在进行。由于在非洲大陆除瓷器外未发现其他中国商品，将这些瓷器作为间接贸易的凭证为宜。埃及似乎成为中非交往的中途站，这与它的地位位置是分不开的。中间商人由谁来担任呢？阿拉伯人早已利用季风和红海航道与东非海岸进行贸易，又通过陆路和海路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加之其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娴熟的航海技术、丰富的贸易经验、传统的商业信誉，因此他们最具备中间商人的资格。他们将中国的货物运往非洲，以换取各种当地的土特产；同时，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将非洲人（可能是作为仆人）带到中国。

　　宋元时期的中非交往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典籍中关于非洲情况的记载大大增加。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书上已出现大量的非洲地名，如勿斯离、木兰皮、昆仑层期、默伽猎、弼琶罗、中理、遏根陀层拔、陁盘地、加将门里、层摇罗等。[xxviii]对这些地区的描述中不仅有人、物，还有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岭外代答》卷三中对“昆仑层期国”的人土风情描写中提到了当地的奴隶制；《诸蕃志》上提到的非洲动物有大象、犀牛、非洲舵鸟、长颈鹿、斑马等。元人汪大渊与前俩人不同，他的《岛夷志略》是自己两次航海远游的所见所闻，因此记录更为详尽。《岛夷志略》首次提到“加将门里”（即今莫桑比克的克里马内），他有可能是抵达莫桑比克的第一个中国人。第二，随着商路的开拓，双方的贸易进一步拓展。《诸蕃志》列有一张外国物产清单，共47种，其中非洲所产的有22种。双方贸易交往的发展还可以从在非洲各地发掘的大量古瓷中体现出来。目前已发现宋元古瓷的非洲国家有埃及、苏丹、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等。[xxix]英国人和德国人先后于1888年和1898年在桑给巴尔和索马里发现宋代铜钱，最大的发现在1945年在桑给巴尔发现的176枚铜钱，其中160余枚为宋代铜钱。后来，又在坦桑尼亚发现了从北宋到明初的铜钱。[xxx]更重要的是，民间访问和官方交往已有明确记载。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自己游历海外各国的亲身经历。北非的世界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于1346年访问过中国，除在京城游历外，他还到了泉州和广州等地，并在口述的遊记中记录了中国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民俗民风、建筑风格、地方物产、交通航运、经济生活、货币制度，特别对京城的城市格局和宫廷内部争斗的描述更为详细。[xxxi]此书无疑为当时的阿拉伯非洲提供了关于中国的较为可靠的资料，同时对后来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宋元时期，中国与非洲一些国家还互派使节，建立外交关系。[xxxii]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学者朱思本曾绘制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非洲地图。画中已出现南部非洲，其中一端直指南方。可惜朱思本绘制的这幅地图已佚，只能在明代罗洪先增补的《广舆图》中见到。然而，与朱思本同时代的地理学家李泽民绘制的《声教广被图》也画出了非洲和欧洲。[xxxiii]1

　　概而言之，在明代以前，中非交往已在史书中出现。关于非洲的文献记载不断增多，对非洲的了解更加深入，双方民间关系重于官方关系，海上贸易交往多于政府之间的交流。[xxxiv]明代以降，中非交往更为密切，郑和远航达到顶峰。下面的两幅地图均是明代绘制。

　　大明混一图（1389年绘制）

《大明混一图》原件长3.86米，宽4.75米，彩绘绢本

　　《大明混一图》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长3.86米，宽4.75米，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属国宝级珍贵历史文物。非洲大陆位于这幅地图的左下方，其中河流的方位非常接近尼罗河和奥兰治河，突出部分的山地与德雷肯斯山脉的位置吻合。该图上标满了用满文写成的标签，是中国人在明代早期绘制的一幅彩色世界地图。文中地图引自《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xxxv]该地图集还附有汪前进等人的研究论文，文中将《大明混一图》与明代罗洪先在元代朱思本所绘地图基础上增补的《广舆图》进行了比较，并列出了两图所标出的非洲地名。[xxxvi]

　　非洲部分地名对照表

　　广舆图

　　大明混一图

　　这不鲁麻

　　这中鲁哈麻

　　桑骨八

　　桑骨八

　　哈纳（伊？）思津

　　哈纳伊斯哇

　　娣八奴

　　娣八奴

　　库六

　　库六

　　喝竭

　　喝卒

　　失阿剌秃里赤

　　失尔剌秃里那

　　冒西哈比那

　　冒西哈比那

　　颗西打

　　颗西打

　　黑八阿乞轻

　　黑八阿乞轻

　　法发

　　哇阿哇

　　此外，还有一张《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原本是公元1402年朝鲜人绘制，此图已佚。现存于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是1500年日本人摹绘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彩绘图纵158.5厘米，横168厘米。图上方画一线，篆额有“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十个字。下画一线，有权近题跋。从跋文可知该图绘制过程及资料底图来源。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明惠帝登基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在中国见到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至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经金士衡和李茂进行研究，由李荟更加详校后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和日本，合成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由此可见，图中除朝鲜和日本为新加外，其他部分均取自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xxxvii]

　　这两幅世界地图代表了中国人在郑和远航前对世界地理的基本认识。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绘制，1500年摹绘）

2

　　郑和远航与中非关系

　　从上述地图看，中国在明代已对非洲的地理有了初步的了解。这种了解因郑和的非洲之航而进一步加深。郑和远航共有七次，历时近三十年（1405-1433年），耗费物力财力无数，卷入人数达数万之多，“每次都带回关于地理和海路的丰富信息以及来自各岛和印度的各种产品”，其航程最远处则是非洲海岸。下面就郑和远航非洲的几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非洲之航的起始

　　中非关系史的前辈张铁生曾在他的《中非交通史初探》中认为，“郑和的船队第四次出国后（1413-1415年）曾到东非海岸访问木骨都束、不剌哇和麻林等国。”[xxxviii]然而，从有关史料看，郑和率领的舰队很可能在第三次（永乐七-九年，1409-1411年）即访问了非洲东海岸。世居郑和船队的集结地太仓的陆容曾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记录了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航线：“永乐七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所历诸蕃地面，曰占城国、……曰卜剌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此处“東”当为“束”之误）、……”[xxxix]此处的“竹步”为今索马里朱巴河口一带。据《明史·竹步传》载，“竹步，亦与木骨都束接壤。永乐中，尝入贡。其地户口不繁，风俗颇淳，郑和到此地。”在郑和此后的四次“下西洋”中，均未提及“竹步”。因此，郑和船队很有可能在第三次远洋时已达索马里。

　　非洲之航的路线

　　从郑和远航是官方的活动，主要与扬威、示好和结盟有关。与此同时，各种商船的对非贸易也因此活跃。那么，当时从中国通往非洲的航路到底有几条呢？有的学者认为有两条，即（1）沿南阿拉伯海岸航行抵达东非海岸；（2）横渡印度洋，经马尔代夫的马累，或印度的奎隆，或斯里兰卡的别罗里抵达东非。有的认为有三条，即（1）马尔代夫-亚丁湾-埃及；（2）奎隆-摩加迪沙；（3）印度-霍尔木兹-亚丁-瓜达富伊角-东非海岸。还有的认为有五条。不过，这些航线基本一致。如果仅就中国至东非海岸而言，至少有四条航线。

　　（1）中国-奎隆-摩加迪沙；

　　（2）中国-锡兰之别罗里（马尔代夫的马累）-布腊瓦；

　　（3）中国-马尔代夫的马累-摩加迪沙。

　　（4）中国-埃及（或亚丁）-瓜达富伊角-东非。[xl]

　　非洲之航的结果

　　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方面，郑和船队远航使中国与非洲一些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关系，据《明实录》载，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布剌瓦（布腊瓦）、麻林（马林迪）诸国“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由于一些国家同时派遣使节同船访华，所以，后一次航行往往要送回使节，并带礼物回访。作为回赠，这些国家又要送当地物产。据南山寺碑记载：在第五次远航时，“木骨都束进花福鹿（即斑马）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即驼鸟）。”郑和代表中国曾多次与非洲国家交往，加强了中非之间的友谊，并促进了双方的互相了解。当然，同船带去的礼物与当地物产的交换也使双方受利。费信曾在《星槎胜览》中提到远洋船队用各种中国特产在当地交换。在竹步国，“货用土硃、段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在木骨都束，“货用金银、色段、檀香、米谷、磁器、色绢之属。”在卜剌哇，“货用金银、段绢、米豆、磁器之属。”在福斯塔特所发现的明瓷中，产于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即有1656片，而龙泉表瓷的数量则少得多，彩瓷只有七片。在北非、东非、中南非洲等地都发现了明代瓷器。[xli]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则有各种当地的土特产，如象牙、犀牛角、乳香、红檀、紫蔗、龙诞、生金、鸭嘴胆礬、没药等。

　　非洲之航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的整体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学者已有论述。就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影响而言，郑和之行则有新的含义。这种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就直接影响而言，中国遣使对非洲各国的访问使非洲人对远在亚洲的中国有了感性的了解。有感于中国的慷慨大方，这些国家或派遣使节随船回访以表感谢，或送上特产贡物以表尊敬。非洲的物产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也使双方的交流更进一步。对中国人而言，间接影响是多重的。这种交往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他们对世界之大的了解有进一步提高。虽然他们仍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但非洲大陆带给他们的新奇和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随郑和远航的费信、马欢和巩珍出使非洲后，回国先后写成了《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他们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非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较为准确的资料。另一方面，非洲的落后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观”。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如此而已，任何地方也比不上中国的富庶与强大，这种“我族中心论”使他们将非洲人的好客还礼也理解为“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xlii]不容忽视的是，非洲的远航使船队的航海知识和地理知识得到进一步积累，这可以从《郑和航海图》中体现出来。郑和远航无疑促进了中国人对东南亚、南亚、东非及印度洋地区地理气候的了解，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的进一步熟悉，这为后来的华人移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条件。郑和船队所昭示的中国国力及与他国结下的友好关系，也使已在中国周边各国安居的华人的生活更加安全。东非沿岸的帕泰岛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物质文化因素，这很可能与郑和非洲之行有直接的关系。

　　非洲之航的意义

　　郑和的远航船队下西洋确实具有世界性意义，这已为国际学者所公认；它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首先，这一远航使带偶然性的中非民间交往上升为定期的官方关系；在交往中，中国的强势和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这次远航促使中国与北非和东非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发展到相对亲密的地步，双方互派使节，互赠礼物。这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幸的是，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统治中止了这种相对平和的交往。再次，郑和之行使中国对非洲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各种论及郑和船队航线的文献中，提及的非洲国家和地名有16个之多。费信等人的游记中不仅提到各地的地理、物产、人文，还论及当地的风俗、制度和文化。由于这些记录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了解的，所以对当时中国人了解非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郑和远航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非洲的商贸关系，这从各种游记中列出的货物单、非洲各地的考古发掘物和中国的进口货物中即可看出。这种商贸活动促进了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海洋贸易，对这一地区的商业网络和地区经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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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非洲之行留下的疑问郑和远航距今已有600年。它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远远多于遗产。就中非关系而言，它向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1）郑和远航无疑是明朝的一次大行动。然而，如果郑和是在第三次远航时到达非洲，那么，这次抵达非洲的航行是事先计划的，还是临时决定的？换言之，第一次抵达非洲东岸的航行是由明朝政府事先安排的行动，还是一次偶然的行动？2）当时郑和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国王或酋长的交流是如何进行的？这种交流是一种纯礼节性的交往，抑或有一些实质性内容？3）除了在东非各地发现的一些瓷器碎片和在距帕泰岛（Pate）70公里处发现的中国陶瓮等物外，郑和远航以及与非洲各国的友好交往除了当事人的记录或著述外，是否留下了可资参考的文本资料或实物见证？4）当时船队的船员是否全部随船返航？是否有些人留在当地？根据肯尼亚帕泰岛上的桑加人的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上海，这也是桑加人（Shanga）名称的来历。[xliii]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的事实根据是什么？同样，在非洲东部肯尼亚的拉穆群岛（Lamu）的帕泰岛上存在着“郑和村”。有人认为，这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抵达非洲后，其中的一艘因迷失方向驶近帕泰岛后不幸触礁下沉。由于后来朝廷实施海禁，船上的数百名船员只好在当地的定居下来。至今该地的几个村仍有人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xliv]然而，这是具有特指意义的真实历史，还是后人泛指意义上的历史反馈？5）郑和的非洲之行究竟到过多少个非洲王国（或部落）？是否涉足了坦桑尼亚以南的地区？为何当达·伽马抵达莫桑比克后送给当地人衣服和食物时，当地人曾表示以前有人从东方乘船而来并送给他们同样礼物，他们对达·伽马的礼物不以为然？[xlv]为什么在南部非洲特别是在莫桑比克的考古发掘表明了该地与中国的关系可追溯到郑和？[xlvi]为什么欧洲地图制作者弗拉·毛罗在145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上有两处注释提到从印度启航的中国帆船进入南非海域并到达好望角附近？[xlvii]6）更重要但并非最后一个问题：在郑和之前是否已有中国人在非洲定居？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alIdris，1099-1166）的记载，“据说，在中国国内出现叛乱或当印度出现不公正或暴行时，中国人便将他们的主要的商业活动转移到桑给巴尔及其附属岛屿。中国人与岛上居民通商并感觉颇佳，因为岛上的居民行为公道，举止文雅，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令人愉快。”[xlviii]伊德里斯本人早于郑和约300多年，而此处他记载的仍是“据说”，这种情况应早于他的记载。伊德里斯固然用不着为中国来撒谎或传讹，然而，是否存在可以证实这种情况的根据？为什么在南非的早期岩画中出现了戴斗笠的中国人的头像？[xlix]郑和是一位伟人，他留给我们的很多很多，其中包括需要我们继续研究解决的问题。注释：[i]贡德·弗兰克曾是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后来，他抛弃了依附论，提出了研究世界历史的“全球视野”的方法。他认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20页。[ii]孟西斯的主要论点有四。第一，在1421年3月-1423年10月间，共包括800多艘船只的4支中国舰队环绕地球。第二，这些船只上的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印度、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诸岛定居。第三，第一批欧洲航海家在出海前都已有他们目的地的地图，他们在抵达新世界时碰到了华人定居者。第四，中国而不是欧洲发现了新世界并在此定居。参见GavinMenzies,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York:Bantam, 2002 (此书已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的中译本《1421中国发现世界》); GavinMenzies,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Morrow,2003. 还可参见他的个人网站：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theworld.[iii]戴文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胡国强、覃锦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J.J.L.Duyvendak,China’ Discovery of Africa, Stephen Austin and Sons,1947）；TeobaldoFilesi,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FrankCass,1972；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商务印书馆，1990年；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iv]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11-12页。[v]张象：《古代非洲与中国交往的四次高潮》，《南开史学》，1987年第2期。[vi]赞成此观点的学者较多，如张星烺、孙毓棠、杨人楩等。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第7-8页；孙毓棠：《汉代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页。[vii]《三千年前埃及已用中国丝绸》，《人民日报》，1993年4月2日。[viii]徐州博物馆：《论徐州汉画像石》，《文物》，1980年，第2期，第550页。[ix]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x]Emil Bretschneider, On the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Chinese of the Arabs and Arabiancolonies and other westerncountries, mentioned in Chinese books,London: Trubner & Co.,1871,p.25.[xi]丁谦：《唐杜环经行记地理考证》，转引自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间接而强势的海路贸易》，《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央研究院，1991年，第131页。[xii]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9页。有的学者将“摩洛哥说”和“马格里布说”等同，赞同“摩洛哥乃马格里布（摩洛哥）之说”。参见艾周昌：《杜环非洲之行考辨》，《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xiii]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1页。[xiv]劳费尔：《中国伊朗篇》（林因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3-214页；戴文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胡国强、覃锦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页。[xv]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非洲概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xvi]这是惠特利的观点。参见R.Oliver,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London: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77, p.193.[xvii]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227页。[xviii]Wolbert Smidt, “A Chinese in the Nubianand Abyssinian Kindoms: Thevisit of Du Huan to Molin-guo andLaobosa,” Chroniques Yéménites（2001）,www.revues.org.[xix]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159页。[xx]岑仲勉：《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东方杂志》，41：18（1935年9月）。[xxi]陈公元：《从贾耽的“通海夷道”看唐代中非关系》，《西亚非洲》，1983年第3期。[xxii]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208-213页。[xxiii]许永璋：《三兰国考》，《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xxiv]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37-55页；R.Coupland, EastAfrica and its Invad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the Death ofSeyyid Said in 185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8,p.19.[xxv]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北京：三联书店，1972年，第49页，注5；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间接而强势的海路贸易》，第147-148页。[xxvi]林葆仁：《从西安非洲黑人俑谈起》，《文物》，1979年第6期；沈百昌：《中非交往的历史见证》，《百科知识》，1983年第3期。[xxvii]G.S.P.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Selected Documentsfromthe First to the Earliest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exCollins,1975[1962],p.15.还可参见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章，845-848节，第467-468页。该书写于公元943年，最后成书于公元947年。[xxviii]关于这些古地名的现今称呼，参见“宋元文献及郑和下西洋之非洲地名对照表”，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71-72页。[xxix]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3-6，8,-14，18-23，26-29，31-32，35页。还可参见R.Oliver,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pp.203, 206,215-216,225.[xxx]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27，29页；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49-50页；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25页。[xxxi]《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5-49页。[xxxii]张俊彥：《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252-58页，374-78页。[xxxiii]而在同时代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非洲的南部总是被绘成向东部伸展的形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JosephNeedham,China’s Ancient Civilization, Vol.3, London: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552-555.[xxxiv]关于明代以前的中非关系概览，可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43-65页。[xxxv]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胡邦波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页。原图为绢本彩绘，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xxxvi]参见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胡邦波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54页。关于复制该图在南非参加2002年11月12日“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展”的经过，参见李宏为：《沉寂数百年，一呜传天下—<大明混一图>》，《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第133-136页。[xxxvii]跋文载：“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作者注），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作者注）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李宏为、李国荣：《明朝地图标注非洲早于欧洲100年[图]》，sohu.com.，2004年10月27日。[xxxviii]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26页，注1。[xxxix]陆容：《菽园杂记》（佚之点校），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27页。[xl]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69-70页。[xli]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49-51，124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468-477页；R.Oliver,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pp.574-75,579-80.[xlii]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0页。[xliii]Report onShanga excavation, 1980, by Mark Horton of CambridgeUniversity,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Africa, London,1988,p.33.[xliv]关于郑和在非洲的资料，参见陈公元：《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未刊稿，2005年）。还可参见叶北洋：《非洲“郑和村“》，《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论文汇编之一》，中国：福州，2005年，第380-381页。在李露晔的《当中国称霸海上》（LouiseLevathes,When China Rules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Dragon Throne,1405-1433,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4）一书出版后，由于书中提到拉穆群岛的帕泰岛上有郑和后代，新华社曾派记者到岛上进行了为期6天的考察。考察发现，打渔人曾在驻桑加海岸70公里处发现过一艘中国沉船，并打捞了一个刻有双龙戏珠的中国陶瓮；不仅帕泰当地的妇人不象非洲人，在岛上还曾发现过刻有中国字的墓碑；岛上至今还有制丝业，并曾养过蚕。参见“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封尘：非洲肯尼亚疑有船队后裔”，http://jczs.sina.com.cn2005年1月16日8:29 北京娱乐信报。[xlv]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Encounter withAfrica, p.35.[xlvi] 参见“Afro-China Relations: Past,Present andFuture”(Johannesburg, SouthAfrica,2005)研讨会的宣传资料。[xlvii]引自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120-22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489-90页。还可参见金国平的近作：《1459年毛罗世界地图考述》，《郑和研究》，2003年专刊，第77页。也有学者提出《明成祖实录》（卷一三四）和《国榷》（卷十五）记载的比剌和孙剌即为莫桑比克港和索法拉港，并推断郑和船队的分遣队曾进入过这一地区。参见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120页。[xlviii]Al-Idrisi,Opus geographicum, Neapoli-Romai, InstitutoUniversitario Orientaledi Napoli, 1970, 7, 62. Quoted from LouiseLevathes, When ChinaRules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Dragon Throne, 1405-1433,pp.200-201.[xlix] Raymond A. Dart, “TheHistorical Succession ofCultural Impacts upon South Africa,”Nature, No. 2890, Vol.115（1925,March 21）, p.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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