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科学问题？

　　丁刚先生《二战，在寻访中》一书中，记述了欧洲人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反思。他写道，在德国战后的历史教育中，学生们常常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要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容忍纳粹的罪恶？”“为什么许多德国人看到迫害犹太人而不能出来阻止？”

　　其实，这些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历史教育的范畴。“奥斯威辛之后”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也早已不是欧洲史家的专利，对它的研究延伸到文学、政治学、伦理学甚至神学的

广泛领域。而这些领域的研究，反过来也丰富了人们对历史本身的认识。

　　一段历史是否仅仅由时间、地点、人物构成？还是说，它有着极为复杂多样的意义？在2005这个特殊的年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回忆着结束于60年前的那场战争。不过，在不同人的回忆里，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历史。

　　6月9日，中日韩三国民间学者组织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中国面世，此前，韩文和日文版也已分别在这两个国家发行。一般认为，此举意义在于回击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过中方编写人之一步平先生却强调，重要的不在于史料，而在于历史观。也就是说，后人以什么眼光、什么方式去书写历史，可能比纠缠于一两处历史细节，要关键得多。

　　步平还提到，参与编写共同读本的日本学者，都是些抱有进步史观、在日本不居主流的人，但即使是他们，也经常在一些具体史实中，与其他两国学者争得面红耳赤。足见日本学人治史，极为强调细节的科学性，任何在“客观上不科学”的论点，都不会拿出来讲。

　　而这种态度的极端反映，恰好体现在中日双方常常争论的历史事件上。比如，日本一些学者会去考证当年国民政府邮政包的尺寸、南京某地是否有一个小水塘等等，以此推断《东史郎日记》讲述的南京大屠杀是否属实。笔者在日本时，与当地朋友谈起教科书问题，他们也大多解释说，日本的历史教育讲究的是客观、科学，完全以证据说话，在叙述过程中尽量不带主观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

　　这些话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想想，便觉得“科学”在这里更像是一种讽刺。好比，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可能不如日本对“广岛原子弹”的认知来得“科学”———我们不能把死难者精确到个位、也不清楚所有死于南京的人的名字；而日本不但确切统计出原子弹的致死、致伤人数，而且还详细纪录了几乎每一位死者的姓名。但这是否就等于“南京大屠杀不值得纪念，广岛原子弹才需要一再想起”了呢？是否所谓“科学的”历史观，就能够超越一切，成为评判历史、回忆历史的惟一标准？

　　把含义丰富、层次多样的历史事件，化为纯粹“客观”的考据和统计，美其名曰“科学”，并且以科学的名义，将自身的历史角色，在“受害”和“加害”的比例中错置———这种行为如果不说是在刻意美化罪行，至少是一种逃避，一种怯懦。

　　同样是在丁刚的书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情况：战后史书多将1938年德军开进奥地利，称为“兵不血刃的吞并”；奥地利也一直以“德国法西斯”的受害国自居。但当年的影像资料证明，奥地利人“像狂欢一样”欢迎德军的到来，其“场面之热烈，绝不亚于西欧国家人民欢迎盟军的到来”。

　　彼时，多数奥地利人为希特勒所蛊惑，而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早在德军进占前已经开始。但奥地利政府为犹太人建立国家赔偿基金，却要等到二战结束50年之后。奥地利人对战争的反思远不如德国人彻底，似乎他们“沉溺在集体健忘症中，对自己在二战中的角色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感觉”，心安理得于受害者的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开鼓吹怀念希特勒、鼓吹排外的极右翼政客海德尔，能够在2000年赢得奥地利大选。这在欧洲几乎是难以想像的。

　　可见，一段历史不仅仅是由当事人讲述和记录的，后来者书写、认知这一事件的方式，也构成历史本身。如何认识二战，使它关照自己的未来？今天的人面临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