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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头号翻译-苏霍德列夫回忆录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5日10:44 新华网

  新华网消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霍德列夫几乎为苏联所有主要的高层领导人担任过翻译,他了解很多领导人的嗜好和秘闻对此,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最近刊登一篇题为《翻译之难》的文章作了详细报道: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苏霍德列夫把苏联著名外交官、翻译特罗扬诺夫斯基视为自己的老师。特罗扬诺夫斯基曾为斯大林、莫洛托夫担任翻译,正是他看中了还在外国语学院
上学的大学生苏霍德列夫,并把他定为自己的接班人。苏霍德列夫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外交部翻译局。从此,他进入了克里姆林宫那神秘的红墙之内,跟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左右,并迅速成为赫鲁晓夫的翻译。

  苏霍德列夫曾两次离婚,但他的外交生涯没有因此断送,这在那个年代是少有的现象。

  苏霍德列夫说,他第一次结婚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几年之后离婚时,“外交部共青团委员会会议对我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严厉申斥’,处罚我一段时期内不准离境。但是很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科兹洛夫要访问美国,政治局还是决定派我去”。

  苏霍德列夫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演员。他们一起生活了七年后分手。恰巧这时有了新规定:如果夫妇没有共同生育子女,且双方同意离婚,可以悄悄地登记离婚。所以,这一次没有任何组织结论。

  记者问:决意做出这样的举动,比如离婚,不怕影响自己的前程吗?

  苏霍德列夫答:不,这我根本没想过。既然觉得不可能与一个人继续生活下去,对我来说就根本不存在别的选择。

  赫鲁晓夫的幽默最难译

  问:为谁担任翻译是最困难的?

  答:在翻译局,从来没有让新手为米高扬担任翻译。尽管米高扬长年生活在莫斯科,他的亚美尼亚口音仍然很重,再加上南方人的暴躁脾气,莫不让年轻的翻译望而生畏。还有葛罗米柯,他的发言总是很长,喜欢把十分复杂的语法结构缠绕在一起,偶尔甚至会觉得他很狡黠:他懂英语,讲完了之后就坐在那里,兴致勃勃地听你翻译……但最困难的是为赫鲁晓夫担任翻译。尤其是译他的幽默。因为你务必要让外宾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外宾坐在那儿无动于衷,那就糟透了。比如,你怎么翻译“带着茶炊去图拉”(注:图拉出产茶炊)?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对图拉茶炊一无所知。你可以说,不要运煤去纽卡斯尔,因为那里本身就产煤。但这样有把谈话引入另一个方向的危险。赫鲁晓夫与人谈话总要持续几个小时,他还喜欢接受采访。我们不仅要在谈判过程中负责翻译,还得记录谈话纲要,以便事后作完整的记录。1961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为期两天的谈判结束后,我整整一昼夜没有出办公室,只有女速记员在不停地更换。

  问:众所周知,赫鲁晓夫有时容易失去自制,口无遮拦。没有想过要在翻译时缓和一下吗?

  答:一定程度上有。他不说下流话,但所用的词语十分粗鲁。他称美国工会领导人为“跟屁虫”,威胁西方说“我们要把你们埋了!”等等。

  问:翻译之间是否团结一致?紧要关头会相互提示?

  答:当然了。国家之间可以处在“冷战”状态,但翻译之间从来不是。要知道这几乎就像同一个工会内的成员一样。

  问:有意思,举行宴会时翻译坐在哪儿?

  答:我没有赶上与斯大林同桌共饮,但当时翻译人员可以坐在桌前,而不是在领导人身后,也同样享受服务员的服务。是的,宴会完毕之后翻译通常还是饥肠辘辘。所以就得动一些小小的花招:专挑小块的食物吃,可以一口吞下去。

  问:苏联领导人适应西方的礼仪吗?

  答:唯一没有得到友好理解的西方传统是喝开胃低度酒。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喝的是果汁:橙汁、桔汁、酸果蔓汁。勃列日涅夫从来都不能忍受午餐或晚餐前必须站在那里,喝一些加苏打水的威士忌。“这有什么必要?”他无法理解,“坐下来,喝杯伏特加,吃点凉菜,不就得了!”

  问:赫鲁晓夫喜欢喝酒吗?

  答:我从未看到他喝醉。有人说,他在前往南斯拉夫和铁托和解的时候好像喝多了。晚年他喝得很少,有时在宴会上他的酒是从另外的瓶子里倒出来的,看起来像酒,其实是水。

  勃列日涅夫是个好司机

  问:您为勃列日涅夫担任翻译的时间最长。你们的私人关系如何?

  答:我们之间当然没什么交情。他有两件事干得极好:开车和射击。

  问:您和他一起打猎了吗?

  答:我不认为通过光学瞄准仪器射击被特意吸引来的野猪是在打猎。

  问:这么说起来很容易啊,可以百发百中?

  答:也没那么简单。勃列日涅夫只打成年的公野猪。他的枪法很准,我亲眼看到他一枪命中野猪心脏。1972年,基辛格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邀请他去打猎,基辛格很快回绝了。勃列日涅夫说:“那你就不要打了,看我的吧。”打完猎,他打开旅行包,取出啤酒、西红柿、黄瓜、香肠、奶酪、面包吃,勃列日涅夫不喜欢宴会上的那一套。他希望利用这样随意的场合,讨论一些不想在正式谈判中提出来的微妙话题。

  问:能不能说说,他们谈了些什么?

  答:现在可以说了。他们谈论的话题是,美国是否会用中国牌来对付苏联。当时是1972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很紧张。基辛格回答说,对美国而言,与苏联的关系是主要的。

  问:看来啤酒的积极作用还是显现了。没什么特别的祝酒词吗?

  答: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就说了,“这儿有水、啤酒,谁想要更带劲的,也有,不过我不喝”。主人不喝,谁还会喝?直到返城前,服务员才端来“5月9日”牌伏特加,勃列日涅夫说:“就算为了今天的胜利!”他连干3杯,然后钻进车里,一溜烟地开回了莫斯科。

  问:您坐过他的车吗?

  答:坐过两次。印象很深刻。第一次是1973年在戴维营,尼克松送了一辆“林肯”给他。勃列日涅夫马上坐到了方向盘前,尼克松在旁边,我在后座。戴维营的路很狭窄,但勃列日涅夫一路驾车狂奔,好像开了一辈子“林肯”似的。下车后,美国总统长出一口气,说:“真是个好司机!”第二次是和基辛格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勃列日涅夫开着劳斯莱斯一往无前,基辛格深深地坐在车座上,我也有些紧张。

  问:打猎,汽车……女人呢?

  答:他一辈子对女人都很感兴趣。他最喜欢一个总是担任他专机乘务员的女服务员。那是个挺有意思的女人,相貌很端庄。

  问:他和她公开约会吗?

  答:我们住在美国总统的戴维营官邸时,专机停在华盛顿的机场。勃列日涅夫派人把她接到了戴维营,然后把她向尼克松作了介绍。

  问:怎么介绍的?

  答:他说:“这是我的助手。”她在戴维营过了夜。

  香烟在外交中的功用

  问:据说,勃列日涅夫使用特制的烟盒,可以帮他少吸一点。

  答:是的,克格勃甚至为他准备了带定时自动开关的烟盒。勃列日涅夫很老实地把时间设定为45分钟。可是,抽完一支后,过了15分钟他就忍不住了。在美国,他遍尝美国烟,最后还是决定抽自己的“新闻”牌香烟。不过,当医生坚决禁止他吸烟时,他戒掉了。当然,说他把“万宝路”藏在书里,那是胡说。

  问:他曾要求别人在他身边吸烟。

  答:是的,他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谈判中坐立不安,说:“维佳(苏霍德列夫的小名),吸根烟!”我点了烟,把烟圈吐向一边。勃列日涅夫要求道:“把烟朝我吐!”于是我就把烟向他脸上吐。这不是什么精神分裂。1980年,在维也纳,一坐进车里,他就命令所有人———保镖、我,好像还有司机——吸烟。车窗当然是关着的。到了苏联大使馆,打开车门,总书记从一片烟雾中走了出来。

  问:您在谈判中是如何忍受的?那里禁止吸烟。

  答:是的,禁止吸烟,除了有勃列日涅夫在。1961年,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见肯尼迪,谈判的时间很长。我和我的美国同行都是瘾君子,这下我们面面相觑:“太可怕了!”肯尼迪喜欢在午饭后抽雪茄。在禁止古巴雪茄进口美国之后,我们的大使秘密地送了他一箱古巴雪茄。在维也纳,可能是由于紧张,肯尼迪突然向自己的翻译要了一根香烟。赫鲁晓夫没有反对。我和美国同行对视一眼,也都抽了起来。

  问:晚年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很差。在谈判时发生过什么意外吗?因为有时候不知道对方会提些什么样的问题。

  答:可以知道,有外交官在呢。何况,旁边还坐着葛罗米柯。勃列日涅夫会说:“安德烈,你来说说!”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发言时的讲稿一般只有两到三页。读完了,他的眼睛就黯淡下去。他认为,他的事情做完了,谈话也该结束了。翻译起来很轻松。

  问:有笑话说,勃列日涅夫讲话时照本宣科,甚至把删除的内容全读了出来。

  答:很遗憾,这不是笑话。这发生在1980年与美国总统卡特在维也纳的谈判中。我们的人为了显示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能力,安排了元首一对一的会晤。我们知道,卡特可能会提一些问题或者建议,因此我们列了一个答案提纲。但有一个未确定的问题是,如果卡特以A方式提问,应该读整整一页,如果按B方式,最后一段就应当跳过。尽管我们进行了准备,最后勃列日涅夫还是弄颠倒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就换人

  问:头号翻译有什么特权吗?

  答:每次我都会从国外带《花花公子》回来,那时它在苏联被认为是黄色书刊。事实上完全不是。除了美女照片外,那里还有很多有趣而绝不轻浮的采访札记,刊登一些著名作家的小说。

  问:我们年迈的领导人看这些杂志吗?

  答:我没有给他们看。但我一有新的杂志保镖们很快就会知道。在飞机上,它总是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

  问:勃列日涅夫死后,您担任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翻译。和他们工作时的情况怎么样?

  答:没什么问题。工作不是很多。安德罗波夫一直在生病,与外宾的会见很少。而契尔年科在最高政治舞台上也只是昙花一现。当他被选为总书记的时候已经日薄西山了。那时候我是美国和加拿大司副主任。

  问: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呢?

  答:像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谢瓦尔德纳泽一入主外交部,就决定更换一切。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断绝与旧制度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不可避免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于是我推荐了新的翻译,就像当年特罗扬诺夫斯基推荐我一样。1989年,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提议,我被派往美国,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助理。

  问:您是以什么级别退休的?

  答:一级特命全权公使。(完)(/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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