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银行内控缺陷　问责制走向硬约束（焦点对话）

　　中国证券报记者　尚晓阳　成静卫

　　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赵锡军

　　对话双方

　　问责制是一大进步

　　记者：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问责制度和绩效考核、风险控制等方面和外资银行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近来以建行为首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开始建立问责制度，您认为这将对商业银行产生哪些影响？

　　巴曙松：从软约束的问责到硬约束的问责，无疑是一个进步。中国不少商业银行在内控制度上的最大缺陷是，内控制度制定时看起来十分完备，但出现问题时，就不知道找谁负责；或者是责任被一些特定的内控制度化解和消除了，比如不少银行习惯采用的不记名投票的信贷委员会制度，就会使不少责任被消除，或者将来无法进行问责。

　　在不少主流的国际化商业银行，比如汇丰、恒生、花旗，虽然也有信贷委员会，但责任都是明确的，能清晰地落实到个人，各个环节有什么样的风险，不同级别人员有多大的权限，都非常清晰；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很清晰地判断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在中国的一些商业银行，因为没有问责，导致投票权必然成为廉价的投票权，容易被“收买”，形成道德风险。

　　赵锡军：问责制是一种中性的管理措施，它可以帮助银行解决一些正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不利事件，尽可能减少这些事件对银行的不利影响。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关键时期，用这一制度督促各级管理人员勤勉工作和高效负责，有助于改善银行的内部治理环境，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

　　但问责制能否对银行高管犯罪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很难预料，因为以前商业银行有比引咎辞职更厉害的监管措施。比如追究金融犯罪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些措施一直就有，但银行犯罪依然层出不穷。

　　具体实施阻力重重

　　记者：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问责制的实施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

　　巴曙松：要把问责制度放在整个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公司治理的本意，就是要在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员工之间建立一套协调有效的问责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但是，我们现有的体制因素，在公司治理层面存在的缺陷，都有可能对未来实行真正的商业银行问责造成制约。

　　比如说，在当前的银行治理中，是党管干部，党委在未来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规范的公司治理角度看，进行人力资源的调整，是最重要的银行经营管理权限之一。但是，如果董事会对人力资源没有调配的权力，很难设想能够有效调动银行的资源。在党管干部的制度下，任免和考核的程序是不是以风险调整之后的业绩为导向？如果不是，就可能产生两种导向，一是上市银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导向，另一个可能是以行政级别的提拔为导向。

　　又如，怎么保证董事会的合格尽责以及董事的合格透明程序。按照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一个合格的、有执行能力的董事会是整个公司治理和问责、绩效考核中的核心环节。可是，怎样保证董事会是合格的呢？董事会的选拔程序是以行政官员为导向还是以绩效考核为导向呢？董事的考评以什么标准进行呢？是行政部门选拔官员还是市场化招聘？如果董事会不能尽责，谁来监控，怎么监控？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到未来商业银行的问责制度的走向。

　　记者：也有人认为，国内的商业银行存在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这是否也对问责提出了挑战？

　　巴曙松：没错。有的国有银行目前初步具备了董事会、股东会和经营层的大致格局，但是对于董事会等的日常运作还缺乏经验，例如有些商业银行一度对外部董事非常防范，如让员工不要随意对外部董事介绍情况。这实际上是典型的内部人治理的模式。国有银行的改革如果是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就实际上演变为自己改自己，带有浓厚的内部人控制色彩，对参与改革的集团有利的方案可能执行得多，对自我约束方面可能就执行得柔和一些。比如，高管人员涨工资可能就是最容易得到执行的一个改革方案。

　　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在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中越来越强调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债务人、社会公众等在公司治理和问责中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乃至中国的公司还没有明确应该把利益相关者摆在什么位置，比如让员工下岗还是不下岗？补偿还是不补偿？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利益失衡，往往会导致案件发生。

　　《江南时报》 (2005年06月17日 第十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