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中的大选

　　1925年10月2日，当苏格兰青年约翰·洛吉·贝尔德在自己发明的“魔镜”中看见不远处的木偶头像，不禁欣喜若狂。尽管当时的图像效果比“雾里看花”还要朦胧，这一天却成了电视机的诞生日，贝尔德也因此被称为“电视之父”。

　　时至今日，电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很多人来说，世界可以不存在，但是不能没有电视机。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0年到1996年，全世界使用的电视机就从55亿台增

长到14亿台。

　　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也改变了各国大选的格局，与印刷媒体相比它更快捷也更具渗透性。特别是在政治逐渐成为娱乐的部分国家，电视把大选改造成了电子游戏，让一手握着遥控器、一手填写选票的选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尽管这种权力有虚幻的成分，却也不可小觑。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斯曼在《娱乐至死》中曾认真地指出，1908年当选为美国第27届总统的塔夫脱先生，在电视时代很难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因为他体重300磅、满脸赘肉。

　　相比之下，晚出生了55年的尼克松先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以至于他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并且痛定思痛地向爱德华·肯尼迪提出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

　　对此，波斯曼感慨道：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化妆术。他还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容的。

　　波斯曼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好莱坞明星施瓦辛格成功“竞选州长”，似乎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波斯曼所列举的例子大都发生在美国。如前所述，那是一个政治逐渐成为娱乐的国家；对于娱乐也是政治的另一些国家来说，电视的作用就显得更加暧昧。

　　今天，伊朗将举行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候选人之一拉夫桑贾尼在此前的竞选活动中充分运用了电视这一宣传工具。他先在长约30分钟的竞选短片中展示了自己不戴穆斯林头巾时的私人生活，其中用大剪刀修剪胡子的镜头更是成为当地的公共话题。在国家电视台的两小时电视广告中，他与一些少男少女围桌而坐，就一些时尚甚至敏感问题进行交流。据媒体分析，这些电视公关使拉夫桑贾尼拥有了亲民、开明的形象，为他赢得不少选民。

　　我们可以把电视机诞生的那个细节看作一种隐喻，那个木偶恰恰暗示着电视征服了屏幕上的人和观看屏幕的人。换句话说，有时不是人控制电视，而是电视控制人。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这是机器对人的征服，让人无限沮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这并非全然是坏事，因为电视将扮演着“第三只眼”的作用。

　　波斯曼认为“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这固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我们也可以说，电视本身便是一种政治哲学。或许正是在电视的“监督”下，拉夫桑贾尼才会放弃过去的一些陈旧观点，调侃式地说道：“穿什么样的衣服要根据个人的爱好而定，不应该有死板的要求……但必须都是衣服，绝对不能裸体！”

　　本文无意于讨论伊朗总统大选的是非，而是对“电视中的大选”这一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更感兴趣。电视一方面具有超强的“仿真”功能，最擅长写实的画家也无法企及；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着“幻像”，闪烁着影子的影子。

　　在大选中，候选人可以利用电视制造关于自己的“幻像”，但是电视同时也会对“幻像”构成种种限制，使得它们不至于完全背叛“仿真”的另一重特质。即使在数码时代，电视造假也要比文字造假承担更多的风险，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

　　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政治生活中，电视的功能并不一致：在政治成为娱乐的国家，选民大都对电视有着基本的批判反思，他们对候选人的“表演”特性了然于心；在娱乐也是政治的国家，电视往往还拥有一定的权威性，选民对“化妆术”尚缺乏辨别能力。但是在前者，演技娴熟的候选人往往能晃过选民挑剔的眼睛；在后者，演技不太成熟的候选人会在冷冰冰的电视面前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表情———这是一个远远不够的小小进步。

　　作者：王晓渔